韩国“岁月号”沉船事件已经过去十多天，相关善后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昨天上午，韩国国务总理郑烘原召开紧急发布会，在对政府事先预防和事后救援方面的疏漏表达歉意的同时，他宣布承担全部责任，辞去现有职务。这一举动不仅引起韩国各界一片哗然，也让世界各国颇为震惊。

如此高级别的行政官员引咎辞职，虽然并不常见，但细数起来也不是没有。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像郑烘原这样在具体事件中站出来，全权承担责任、引咎辞职的情况极为罕见。正是这种特殊性，加剧了这一决定的轰动效应。

全球舆论场上，有关郑烘原引咎辞职的讨论不断积聚。很多人认为，反思重大灾难事件的发生原因，勇于承认问题并担负责任，体现了一种担当。但也有不少人对辞职行为表示质疑，觉得引咎辞职等于撂挑子，在事件善后尚未结束时辞职是在逃避退缩。

客观来看，郑烘原引咎辞职的诚意是无可置疑的。如同郑烘原在发布会上所述，在事故发生后，他就想到要引咎辞职，但彼时的首要任务是救援。目前，沉船事件处理已进入尾声，可以看到，选择在这一时间对外宣布辞职决定，并不是在有意推卸责任。事实上，站在现代政府责任体系的角度，即便郑烘原在更早的时候提出辞职，只要其应尽的责任没有完成，就有义务在承担全部责任后卸职。引咎并不对应责任承担的终止。在这个层面上，视引咎辞职为逃避责任有失公允。

本质上，引咎辞职是国家政治制度之外的一种行为。换句话说，即使一个国家在机制上构建了“引咎辞职”这样的退出机制，也不存在一种强制性规定，明确在什么情形下必须引咎辞职。因此，官员引咎辞职更多是个人选择，大的背景是一个国家或政党的政治伦理。

促使官员选择引咎辞职的原因有很多。常见的情况，有出于个人因素的私生活丑闻曝光、被国内机构弹劾追诉，也有迫于国内外政治压力。总体而言，尽管引咎辞职是一种自责并负责的表现，但大部分时候，引咎辞职仍然是一个非常被动和无奈的决定，或者更确切地说，选择辞职未必就是当事人愿意的，其背后夹杂着政治权衡等多种复杂因素。

相比之下，郑烘原的辞职可能更为“纯粹”。虽然我们无法知悉所有致使他选择辞职的现实因素，不能排除与这个决定密切联系的，韩国传统文化、内部政治角力等等的影响力，但必须看到的是，就性质来说，沉船事件不能算足够引发政治震荡的事件。在这个前提下，仍愿意担负责任，并不惜为此付出政治生命本身，需要的已经不仅仅是勇气。更大程度上，这是一种出自个人良心的，符合政治伦理的政治担当。站在国家的高度，它是对国民负责，甘愿承担道义追究的表现。

至于事件处理本身，需要区分的是，引咎辞职并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对国民负责的方式也并非引咎辞职一种。不过，纵然在具体问题上可以有不同的选择，都必须正视和承认，引咎辞职已是现代政治的重要内容，是政治伦理的一种体现。

韩国客轮“岁月”号沉没的悲剧实在太令人痛心!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这是一起不折不扣的“人祸”。

“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从目前披露的情况看,导致这场船难的各种原因,曾有许多机会加以消除或防范。但最终,所有机会都被错过。

沉重的警钟,绝不仅仅在为韩国敲响。关注韩国船难,不能止步于观看。

中国拥有比韩国更多的江河湖海,每日仅在长江流域穿梭往来的滚装渡轮和客轮就不计其数。是否需要自问:“岁月”号的安全问题,我们有没有?“岁月”号没有的安全问题,我们又有哪些?我们的滚装船,有没有通过改装强行延长使用寿命?我们的船载集装箱和汽车等货物,是使用铁链还是普通绳子固定?我们的运输管理,存不存在记录不规范、乱填乘客人数、私自低价载货等情况?船长和船员的职业操守和应急培训,我们具体在如何进行?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全国中小学校曾普遍展开紧急疏散训练和安全常识教育,现在,还有多少学校在坚持?

韩国同时也在检讨救援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最初的信息沟通为何一度混乱?政府如何指挥救援才算真正给力?遇难者和失踪者数据统计为何一再出现差错?从青瓦台到媒体和全社会,韩国以更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不留情面地深入寻找政府治理能力、公共救援机制、国民素质精神等方方面面的差距与不足。

实际上,这样重大的突发船难,这样复杂的多头救援,不管国家多么发达,治理多么成熟,都不可能完全避免差错和混乱。在韩国媒体披露救援中种种问题时,记者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明知必遭媒体和民众批评,但韩国政府一发现统计数据出错,仍然迅速更正。以信息准确透明为第一考量,而不考虑改错给自己“面子”带来的消极影响,这种拒绝遮掩的态度,值得我们尊敬。

目前,韩国朝野对船难的问责中,不断出现系统进行国家层面改革的呼声。已有议员呼吁:“将改革作为社会革新的信号,建构以国民生命和安全为最高价值的国家框架”。韩国总统朴槿惠近日强调,公务员要做到“责任行政”以取得国民信任。可以预见,“岁月”号沉没事件已超越单纯的安全事故本身,势将成为韩国下一步社会改革的开始。

从搜寻马航失联飞机,到搜救“岁月”号失踪者,随着时间一天天消逝,希望在一天天变成失望。人们不得不痛切地承认,在大自然面前,再先进的技术也有其无能为力的局限性。悲剧一旦发生,无论我们的主观意志多么强烈,都不太可能沿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出现戏剧性转折。

未来的我们,会有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规章。但我们必须牢牢记住,我们的主观意志虽左右不了悲剧的结局,却可以改变悲剧发生的原因。决定每一次旅程平安的首要因素,始终是人,尤其是掌控我们旅程者的素质和责任心。

韩国“岁月号”沉船事件继续发酵，27日韩国国务总理郑烘原宣布辞职。韩国政坛以其惯有的“悲怆”为这个巨大的悲剧性事件埋单，引发国际舆论广泛关注。

坦白地说，“岁月号”客轮沉没造成300多人遇难或失踪，韩国政府应急处置、搜救等诸多环节暴露了许多问题，引发家属愤怒和公众不满情绪，政府必须对此负责。

问题是，何种官员该对此负责？是低级别，是部长级还是政府首脑？总理引咎辞职体现了政府最大的问责诚意。郑烘原在辞职致辞中承认，初期的救援、应对方面有很多问题发生，自己作为国务总理应对此负全责。

郑烘原的辞职体现出令世人肃然起敬的“东亚耻感文化”——官员敢于对失误、失职、渎职负责，极致者不惜付诸自己的生命，以血腥的方式捍卫尊严。

笔者首先想到了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卢武铉总统的政绩可圈可点，在任时韩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外交上和金正日举行了南北首脑会晤。然而，2009年5月，因其妻接受贿赂而遭到调查，遭弹劾而退隐的卢武铉在老家坠崖身亡，留下“我可以说是清清白白的”“历史会给我一个公正的评价”的简短遗书。卢武铉以这种自戕“震惊”而死的方式，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无辜，着实让人唏嘘。

无独有偶，2012年8月，时任总统李明博因为一位7岁女童惨遭性侵而公开向国民道歉；2011年9月，韩国发生大规模停电事故，当时政府主管部门知识经济部长官崔重卿辞职。

韩国官场盛行的这种“耻感文化”有着深刻的背景。抛却历史文化原因不谈，二战后，韩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民主化进程的加速，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地缘困扰，形成了韩国社会敏感、自尊，而又时时充满危机的意识。

在民间层面，“耻感文化”折射出民众有血性。曾记得，几年前为抗议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有大学生当街绝食断指抗议。

与韩一水相隔的日本同样也流行类似的“耻感文化”。2007年，时任农林水产大臣的松冈利胜，因为经费管理混乱等问题被国会问责后，最终不堪压力上吊自杀。

放眼全球，在西方，国家政治责任追究机制并未表现出东亚模式的血腥，更多地体现于个人尊严、问责政治文化和完善的法律规定。

在西方，现代意义的政府问责最早发端于英国。1742年，辉格党领袖、内阁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因失去了下院多数的信任而被迫率内阁集体辞职，“内阁失去下院多数信任必须辞职”就成为英国一种不成文的制度。

而今，行政问责已成为西方政治最基本、最常用的制度，西方社会已形成一种官员对自己言行和决策承担责任的文化。从政府到民间，人们已经形成一种政治惯例和习惯性思维，即某官员出现失职、渎职并造成不良后果或损失，或者个人行为不端，该官员就应立即主动出来公开道歉，甚至辞职。

德国是西方把问责制发挥到极致的国家，“政治洁癖”成为正常官场生态。1993年，德国经济部长默勒曼辞职，原因是他用官方信笺为远房亲戚的一个小发明做广告；前几年，德国绿党主席厄兹德米尔被发现用出公差积累的飞行里程换机票去度假，被迫辞去议员职务。这两年，从前总统伍尔夫到前国防部长古滕贝格，再到前欧洲议会副议长科赫·梅林，其辞职原因居然是房贷优惠、学术论文造假等在国人看来“鸡毛蒜皮的小事”。

回看国内，问责制和“耻感文化”曾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尚书·大传》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则责司徒。”《史记·循吏列传》记载，春秋时期晋国一位一向秉公不阿的典狱长李离，因发现自己错判死刑而引颈自戕。

最近，刘亚洲将军在谈甲午战争时就曾指出，春秋时期，中国人性格阳刚勇武，到处是慷慨悲歌、侠肝义胆之士。秦以后，由于奴化教育，外加元、清两个马背民族的奴化统治，中国人的血性几乎被摧残殆尽。于是，耻感文化越来越鲜见于官场，令人叹息。

而今，我们已经建立了一系列官员问责制度，但从实践层面看，我们官员的问责与担当意识与西方和韩日还有不小差距，尚处于1.0阶段，可谓任重道远。

向肠河（北京 学者）

【尽管有人理解韩国总理辞职的用意和实际意义，却还是忍不住下意识叫好，这不是智识问题，而是情绪化影响，只是为了宣泄焦虑罢了。】

“岁月”号沉没将近两周，韩国总理郑烘原选择辞职。在一个总理职位职责特殊、总理辞职司空见惯的国家，这并不是出人意料的新闻。与之相比，更值得玩味的，是中韩舆论对郑烘原辞职的不同回应，一些舆论将它与担当二字画上等号，而在韩国在野党看来，辞职恰恰是无担当的表现。

韩国最大反对党“新政治民主联合”27日批评郑烘原，“不仅完全不负责任还很胆怯”。不论从行政实际运营角度来看，还是从党同伐异的政治斗争角度来看，这种说法都自有道理。毕竟，现场打捞工作还没结束，总理却先下课，如若总统对新总理提名遇到阻力，政府职能作用的发挥恐怕会打折扣，这对事故处理不是什么好事，这种事此前也发生过。2010年夏秋，李明博总统时期，总理一职曾空缺两个月，恰逢外交通商部长官也辞职，而新长官上任需总理提名，于是外长也空缺一个多月，任何有实际管理经验的人都明白这情况多可怕。

另一方面，韩国人知道，总理几乎就是一个替总统“扛雷”的角色，他没有人事权和预算权等实权，却要承担不相称的政治责任，上世纪80年代以来，每位总理平均任期不到两年，大多数扮演者是政治基础背景相对单纯的人士，诸如政治学者和经济学家。郑烘原是检察官出身，韩国第一位女总理韩明淑大学专业是法国文学，她如今的境遇可算例外，也就是因为提拔她的前总统卢武铉跳崖身亡，现在只能由她担当当年丑闻的审查和惩罚。

朴槿惠的总统还当得好好的，所以反对党不在乎郑烘原，而反复要求朴槿惠为“岁月”号事故向国民道歉，理由是展示她应有的责任感，目的大家都懂的。朴槿惠也懂，所以郑烘原辞职才是必然选择，这显然是对现有政治风险评估后得出的结论，舍车保帅，符合惯例。如此手段更像危机公关策略，如果一定要说展现了对民族国家的担当，未必完全不行，只是这种担当到底对国家发展有什么作用？

至于一些舆论，了解韩国政治现实的大有人在，尽管理解韩国总理辞职的用意和实际意义，却还是忍不住下意识叫好，这不是智识问题，而是情绪化影响，只是为了宣泄焦虑罢了。

【韩国执政党为避免被迫“内阁总辞职”的风暴打击，以及避免舆论就此议题上过度发挥，导致失票严重，威胁执政地位，必须得有人及时出来担责，因此才有总理的辞职。】

4月27日上午，韩国总理郑烘原召开发布会，称应对“岁月”号沉船事件负责，决定引咎辞职。郑烘原痛心疾首，泣不成声，一副“罪人”之状，令人唏嘘。有评论说，郑烘原的辞职，与韩国官员的知耻文化有关。

其实，郑烘原的辞职，主要是迫于外界压力，并不是主动选择。

韩国政府在“岁月”号事件预防与救援等环节上出现了太多问题。客轮为旧船改造，重心上移，不宜超载，却长期失监。客船出现倾斜，到开始沉没之间，足有一个半小时的充裕疏散和逃生时间，却无一个有效的机构或管理人员行使有效的指挥，船长自顾逃命。政府介入后，前后信息发布矛盾，援救缓慢，力量投入不足。种种问题，连环发生，导致事故危险性的扩大。“岁月”号事件，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是“政府之祸”。

在认定“政府之祸”的问题上，韩国各方政治力量已形成共识。在有的议员敦促下，有关方面作出了“岁月”号为“病船”的报告，直指内阁政府监管不力的弊端，暴露了事件在“防患于未然”机制上存在结构性缺陷。事件发生后，媒体与舆论、民间抗议问责，已经把现政府置于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中，甚至有议员提出了“内阁总辞职”的极端方案。民间抗议者对郑烘原又是摔瓶子又是泼水，代表了民众之怒。

在这样的压力下，执政的“新国家党”为避免被迫“内阁总辞职”的风暴打击，以及避免有人在此议题上过度发挥，导致失票严重，威胁执政地位，必须得有人及时出来担责，必须要进行有效的“政治危机公关”。如果总统为此辞职，对执政党冲击实在太大，所以，最合适的担责者非总理莫属，郑烘原即使不愿辞职，也会在各方的压力下，不得不辞职谢罪。

郑烘原辞职时机的选择上，也可以看出他的辞职非出于“耻感文化”，而出于政治压力。郑烘原宣布辞职之时，正值“岁月”号事件发生11天之后、救援工作还远远未结束之时，尚有百多人下落不明，沉船打捞等还未全面展开。若沉船事件发生后，韩国政府及时把困在沉船里的人员营救出来，郑烘原反而会以成功指挥者的形象出现于世人面前。韩国政府曾一度发布过被困人员全被救下的假消息，就表明他们对事件的“反转利益”的追求是多么急不可耐。对于这样一个时点上的辞职，韩国有舆论则批其“撂挑子走人”，是不负责任的。

韩国在廉政道德上的确成就非凡，但在郑烘原的辞职上，如果仅观察为是一种个人道德洁癖，则是对其政治责任的混淆，忽视了舆论与制度性的“挤出效应”。在郑烘原之前，已经有多位总理引咎辞职过了，如李海瓒，他们全不是“道德圣徒”的救赎行为。

□和静钧（作者系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18日，就在韩沉没客轮的救援还在紧张进行时，带领学生搭乘客轮的高中教导主任姜某自缢身亡，其遗书写道：200多人生死不明，我没有信心一个人活下去。所有责任都在于我，是我筹划了此次修学旅行。请把我的骨灰撒在事发海域……在阴间继续做他们的老师。

姜老师的自杀与遗书，让人唏嘘感叹。他的死也暴露了灾难救援结构上的缺陷：对失踪者的密集搜索的同时，却忽略了对幸存者的心理安抚、后续关怀。

一直以来，对于幸存者的心理治疗，虽然已进入整个营救系统，却并未得到立即而有效的执行，甚至还没有获得足够多的重视。那些在冰冷海水中挣扎的失踪者当然最需要救助，可那些在各种负面情绪中挣扎的幸存者们，政府或者相关机构不能忽略对他们的安抚。从危难中被救助起来的他们，还没有完全的“安全感”，灾难的阴影会笼罩他们很长一段时间。

从心理学上讲，幸存者经历哀恸后会出现悲伤、情绪低落、食欲不佳、失眠等状态，还会觉得人生失去意义，了无生趣，甚至感到“生不如死”。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帮助哀恸者寻求专业的心理协助，就显得至关重要。幸存者脆弱的心理状态，其实让他们还在“生命线”上挣扎。这种心理在各种灾难中都频频出现，与死者的生离死别，没能阻止亲人的死亡等等，都让活下来的幸存者担负沉重的负罪感。

诚然，韩国政府17日就决定为客轮事故人员提供心理治疗服务，这种心理治疗甚至是有选择性的。也就是说，幸存者们同样应得到主动的关怀、贴身的心理疏导。姜老师的自杀谢罪告诉我们，忽略对幸存者的心理治疗，某种程度上也是无法被饶恕的罪过。

面对“耻感文化”浓厚的韩国，姜老师的死其实不难理解。针对韩国这起史无前例的海难事故而言，如何让那些幸存者真正健康地“幸存下来”，让他们的心理不再脆弱、不再恐慌、不再自责……对韩国政府及其相关机构来说，应该从姜老师之死中得到警醒，并从此刻起给予高度重视。

马航飞机失踪，韩国客轮沉没，灾难总是不期而至。根据官方昨天公布的进展，已经确定18人死亡，278人仍失踪。海面风大，水温很低，而且时间已经过去很长，失踪乘客恐难生还。

沉船事故总是让人联想起那部著名的电影——《泰坦尼克号》，当船撞上冰山，当船上的人们纷纷逃命，让妇女和小孩先走的场景让人难忘。有时候生活比电影更让人动容，更为复杂，更能搅动你的内心。韩国的客轮沉没了，可这里面的一些声音不应该沉没。

韩国的“岁月号”客轮16日发生海难后，该船船长和船员比很多乘客先下到救难艇。特别是60岁的代船长李俊石很早就离船，昨天上午他两次受韩国全南木浦海洋警察署传唤接受调查，称对不起船上的乘客和受害者家属，没脸面对大家。这一声对不起是愧疚，是对自己失职的反省。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大难当前，普通人都会恐惧，都会有逃生的欲望。汶川地震时的范跑跑，因为抛下学生先走，受到了道德上的谴责。但是船长先走和老师先走又有不同，国际海事法有明确规定，船长在弃船时必须最后一个离船，发生海难时让乘客待着别动，自己先溜为快，这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所以这一声对不起不仅仅是人性的反省，更是对法律规范的一种迟到的认同。一定要记住，领导不能先走！

还有一些声音值得被记住，不是来自于愤怒，而是来自于理性。在事故发生之初，当有人披露船长先走的时候，一名韩国网民说，“总统应该紧急下令，把这家伙抓起来直接死刑”。在一片附和声中，有韩国网民留言说，“这是对个人名誉的最大损害，在得到正式确认之前，能不能不写这种推测性的新闻？上一次西海沉没事故的时候，也说船长先跑了，后来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但是对那位船长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损害。现在做这种报道有什么必要？首先救人命才是重要的，等到确认了再批评也不迟。”现在确认船长是先跑了，但在此前的一片声讨中，能秉持这样的理性是难能可贵的。

船即将沉没，生命也许就此终结，这一刻的最后一句话也许是最有力量的、最击中人心的。据报道，沉船上，一个儿子给他妈妈的短信中写道，“妈妈，以后不说可能就没机会了，我爱你。”而儿子的妈妈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回复：“为什么突然说这个，我也爱你。”很多学生也向他们的朋友发送短信，一名学生向学校戏剧社团发送了一条短信，他写道“如果我做错了什么，请原谅我”，最后他写道“我爱大家”。在最后一刻留在人们脑海里的是爱，这么美好的东西，永远不会沉没。

灾难是无情的，生命是脆弱的。在人类共同的劫难面前，责任、理性和爱，是需要我们紧紧握住的珍贵武器。

韩国客船海难事故发生的细节逐渐被报道出来，大体勾勒了一幅船长违规操作、指挥并且率先逃生，整个救援工作从一开始就很混乱的惊人图像。韩国舆论陷入失控般愤怒，让这个国家引以为豪的现代化，面对突如其来的海难事故未能显示出力量，反而像碎玻璃一样撒了一地。

大量质疑排山倒海地冲击着人们的感受，比如“岁月”号是否违规抄了近道，违规急转弯导致船上近200辆汽车和货物位移引发船体倾斜？船长为何抢先逃生，这样的临阵脱逃该当何罪？出了海难事故，竟连船上有多少人都搞不清！还有船是慢慢沉没的，救援为何如此不利，而且直到昨天晚上，潜水员都未能进入已沉入水下的船舱。韩国媒体的发问堪称撕心裂肺。

的确，这次海难拷问了韩国现代化的水平，韩国造船业已是世界一流，船务管理能力也不低，百姓生活已似发达国家，但把它们捏在一起，去为几百名学生在灾难中抢夺生还的机会，却不及格，不再有了发达国家的样子。

据报道，船体倾斜后，学生们穿上了救生衣，却被要求坐在原位不动，从而丧失了逃生之机。这个细节尤其让韩国社会悲恸。

所有社会的现代化都需以民为本，而维护人们的生命安全是以民为本之本。灾难的到来常常是极其意外、并且花样翻新的，临危处置的坚决果断和科学合理是对社会发展成就的紧急调动、组合，无论我们平时做过什么样的预演，对付真正的灾难，我们不会有排练的机会。

韩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走到了中国的前面，但前者在这次海难面前不堪一击，这是韩国的巨大不幸，也应是我们的强烈危机感。中国的海上客货运输量都多少倍于韩国，希望中国所有船务部门都把韩国舆论的质问当成对自己的鞭挞，把韩国的这次惨痛海难当成我们的殷鉴。

看看韩国媒体是怎样激烈地在第一时间发出最尖锐的质疑，家属的水瓶是怎样扔向前来慰问的高官，中国各地政府应当为我们社会面临突发灾难时表达情绪的克制感到庆幸。

还有人以另外的角度进行思考，提出强有力的救援其实是很难做到的，现代人受了好莱坞灾难片的太深影响，以为奇迹总会发生。但笨拙的救援常常是无情的现实，精彩的救援实为罕见。

韩国海难事故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现代社会的局限性，照出了安全在社会繁荣表面光鲜之下的脆弱。这是我们容易看懂的外国灾难，中国社会曾经陷入类似的困境，回忆我们有过的反应，以及自我评价和总结，我们应有新的悟得。

防止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是现代社会永恒的挑战，韩国海难还告诉我们，对付这一挑战的结果，与社会发达程度有关，但不是绝对对应的。客观而言，相对于中外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中国的救援能力反而提升较快。救援除了硬件设备，组织的爆发力至关重要。如果说中国社会的爆发力是一个长项，那么让救援领域来做特殊的印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