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不冷漠,积极帮助他人呢?1973年美国心理学家做过“善良的撒马利亚人”试验。(典故源自《圣经》:有犹太人受重伤,躺在路边,但本应为人楷模的祭司路过时却不闻不问,而一个被认为是道德低下的撒玛利亚人却救了他。)
这个试验中的测试对象是神学院学生,组织者要求测试对象到另一处地方布道,暗示这对其前途影响重大;路上有人故意躺倒等待救助。结果显示:假如时间紧迫,90%的学生会装作没看见,甚至故意绕开,哪怕他们即将布道的内容是关于“乐于助人”的;而如果时间充裕,大多数学生会停下来救人。这个试验告诉我们:一个人是否会伸出援手,不仅仅在于熟稔道德教条,还在于是否有适合行善的环境。
再回到佛山碾童案,媒体追踪到了“冷漠者”中的一些人。有人坚称没看到女孩;也有女老板表示自己刚从幼儿园接回女儿,看到血很害怕,在询问了旁边店铺员工,没有得到回答之后,就牵着女儿离开了……就个案来说,五金城中特殊的治安环境、人际环境;当时的大雨,路灯没有开启,光线昏暗等因素,与18人见死不救的相关性,值得警方、社会学家仔细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干预措施。
从宏观上说,对碾童案的反思,不应止于道德批判,而是应思考如何营造出适合行善、促进公民抛弃冷漠的社会环境。一个温暖的、切实可行的、有明确预期的社会环境,比空洞的道德教化更有作用。
18名路人,并非良心丧尽,有人甚至内疚到整晚睡不着;可能平时他们还算是好丈夫、好邻居。那位领着女儿离开现场的女老板称“如果当时旁边有人一起救,我一定会救”。事后,一些热心人士也看望了小悦悦,并为其捐款。可见,善并未远遁,可能与小悦悦就是一个手臂的距离。我们需要的是一双大手推动人们向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路人。
有时良知会失败,原因在于有太多社会经验,让人们“直觉”到风险所在:当公民因为救人,而惹上麻烦,比如被诬为肇事者;或因为救助不当,扩大了损害;或救助时自己受到伤害,那么我们的社会能否提供便捷、全面、人性的保障机制,替救人者分担,乃至承担起全部责任?
现行的“见义勇为”奖励制度,的确避免了很多“英雄流血又流泪”,但其认定范围、便捷性、奖励标准等,往往难孚众望,让很多人认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古训。再比如,当彭宇式的救人被诬案发生之后,救人者往往要一个人承担所有法律风险,包括搜集证据、请律师、参加诉讼……如果法院能公正审判,杜绝对善行的“有罪推定”;再加上公益组织、律师主动、及时地提供法律服务,让他感受到整个社会对其救人行为的支持,让善良不再感到孤独,那么公众就会对救人有明确的预期,不再惴惴于潜在、不可测的风险,更多的人会挺身而出。
这背后是法律明确责任、政府的积极保障、发达的民间组织、舆论的坚定支持,甚至小到老板对你因为助人迟到的小小宽容……这一切可以让公民安心救助,不再选择冷漠。
我们不能要求人人是天使,但我们却可以慢慢创造出天堂——让公民敢于救人;让良心不再挣扎;让善心不再孤独。
' />说实话,这样的质疑不仅是让人寒心,更让人出离的愤怒。照这样的逻辑,面对受伤躺在地上的小女孩,只有擦身而过、视而不见,才算是人的正常心理和反应吗?真要是这样,所谓质疑的这些声音,到底要将我们的社会引向怎样的冷漠和道德沉沦?
这实在是个危险的信号。诚然,质疑是公民的权利,甚至是一种需要培养的思维品质。近些年,质疑的声音代替了过去不加辨别的全盘接受,应该说是公民权利意识不断觉醒的一种表现。可现在,这种意识却渐渐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趋势,对任何事情都习惯性质疑,正在消解我们生活中的温暖和善意。
7月份的时候,我所在的媒体《武汉晨报》曾做过一组“信用乞丐”的报道。一个精神有问题的女子给了乞丐李华和2000元钱,“让他去治病”。后来,女子的家人知道后赶来讨回。处于困境中的李华和答应了,并于次日归还了2000元。此事经报道后,引来社会各界对“信用乞丐”的热心帮助,深圳鹏程医院更是决定免费给他治病。现在,李华和正在深圳接受治疗。但此事见报以来,网上的质疑一直不断,说“信用乞丐”是炒作,治病是假新闻等等。我不否认质疑是监督的一种方式,作为媒体和媒体报道的人物,当然都有义务接受这种监督,推动公共事件更透明地展现在公众面前。但质疑不等于盲目地怀疑一切,更不等于毫无根据地否认。如果只是以一种哗众取宠的心态非要显示自己和主流声音的不一样,那这样的质疑非但无助于社会的进步,更会让生活变得压抑而灰色。
要知道,“信用乞丐”和伸出援手救小悦悦的阿婆陈贤妹,他们不过是坚守住了社会的道德底线。他们身上体现出一些我们日益稀缺的品质,媒体放大这些品质,是希望在道德日益沉沦的当下,倡导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和氛围,却一次次遭受质疑。这不仅是对当事人心理的打击,更是对社会温暖、正气和善意的打击。
应该说,在网络监督兴起之初,在促使公权力的规范运行方面,质疑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的质疑,是源于信息的不透明、不公开和处理的不公正。随着这样的博弈越来越多,公众在收获胜利的同时,对公权力的失望情绪也逐渐开始蔓延。这种在法律和制度层面的不信任和不满意,继而转移到道德层面,甚至成为一种条件反射,对官方或主流声音中任何光明的色调、正面的声音都持质疑态度。现实看来,这种不分场合、不分对象、不调查就进行的质疑,正成为一种可怕的力量。此前一些公众的质疑还是一种正义的力量,而如今,一些质疑正成为侵蚀正义的毒液。
社会确实存在一些阴暗面,但我们实在没必要因此就让自己的心灵也变得阴暗。质疑是让我们的头脑保持清醒和理性的重要方式,但这一切是建立在充分的理由之上的,为了质疑而质疑,只会在消耗我们的相信和欣赏能力的同时,让社会也随之付出沉重的代价。
' />在这起事件中,冷漠再一次得以体现。肇事者逃逸,路人漠然而去,留给我们的是难言的道德叹息与不尽的思考。
肇事者与路人未必不懂得道德,可能会说出一套套来,他们可能受过良好的教育,但这些并未让他们成为积极的施救者。有些人不希望由于自已的好心反而成为一些人“诬蔑”和“攻击”的靶子,他们担心被一些人故意“诋毁”而饱受委曲。这样的心境,自然会进一步恶化冷漠的道德现实。捡垃圾的阿姨肯定没受过良好的教育,甚至可能没受过教育,她可能说不出道德的大道理来,但她是我们膜拜的道德践行者。这说明什么?说明经济发达了,道德并不一定能跟进,我们的道德教育是有缺憾的甚至是失败的,起码社会环境这部道德教育示范的大书写得不怎么样,让人们感觉到,说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做了说的可能吃亏。于是,在“彭宇案”后,冷漠就蔓延扩张。捡垃圾的阿姨完全出于朴素的道德本能,这说明,善是人之本能,变恶是后天环境影响的结果,我们要做的是如何提供给人们良好的环境,让人们守其善而不变恶。如果我们需要反思的话,不是谴责某些个体行为,而是反思整个社会对道德的影响。
良好的道德从来就需要法制的保驾护航,道德的单兵独进,不可能取得满意的效果,甚至可能苍白无力。想想看,如果南京彭宇案的判决结果不是那样子,相信人们再遇到此类事情不会如此冷漠,不会再感叹好人难做,不会在一旁说风凉话,不会一次次碾碎良知的底线。我们的法律应当为道德滑坡埋单!既要唤醒人们的良知,更要呼唤立法保护好人!
' />“难道做好人就这么难?”,一句简单的反问,却饱含了许多的无奈与辛酸。可以说,当今社会上发生的各种行人冷漠、不伸出援手的事例,或多或少受到曾一度沸沸扬扬的“彭宇案”的影响,事实上类似的事件至今仍在不停上演。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江苏如皋市公交车司机殷红彬主动扶起一位跌倒的老人,却被老人诬陷是他撞的,好在公交车装了视频监控,否则任凭司机有一千张嘴也无法说清。在“好人反被诬”几乎呈现“常态化”的当下,路人“见死不救”固然有人情冷漠的原因在内,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敢救、怕惹祸的心理在作祟,这与不健全的法律保障有莫大关系,救人者如果自己没有充分证据,就有可能面临“被诬”的境地,如此一来,还有谁敢轻易施以援手?
如果说“见死不救”的做法尚且值得争议,那么对于救人者却被质疑“想出名”的说法就显得不可理喻,甚至是非正常人的思维。试想在路人纷纷冷漠的情境下,一名58岁的拾荒老人不顾一切地救人,其善举不但得不到应有的肯定与褒奖,却反过来受到质疑,被认为是“想出名”,不仅让救人者及其家属陷入失望和痛苦之中,更是对类似救人行为的极大打击。姑且按照某些人的逻辑延伸下去,那么一名拾荒老人救人到底想出什么名呢?是不是救了人就能改变生活现状,从此不用再拾荒?或者说救人出名后成为“英雄”,从而获得政府优厚的物质奖励?很显然,作为一名拾荒老人,在遇到两岁女童被车碾压的突发事件时,根本没有时间容许她产生这些想法,只是作为人性最根本的善举实施救人,况且在她有限的知识里也许还不知道“炒作”为何物,却被人为地贴上了“想出名、炒作”的标签。退一万步说,即使救人的善举是“炒作”,我倒情愿这样的“炒作”越多越好,如果人人都能这样去做,这个社会的善行无疑会越来越多,因为在善意的“炒作”与挽救生命面前,彰显的是最朴实的人性关爱之美。
事实上,在公众的眼里,拾荒老人陈贤妹的举动只是单纯的救人,她的善行不仅值得尊重,而且也让那些流言蜚语不攻自破。尽管认为救人“想出名”的人毕竟是少数,但这一现象却不容小视,在一定程度上,质疑救人“想出名”远比“见死不救”更可怕,它折射的或许才是某些人性的缺失和道德的沦丧。我们在呼吁弘扬传统美德的同时,也期待相关法律法规的日益完善,因为只有从根源上给予公民更多的法律保障,才能让更多的善举无所顾忌,进而释放每个人心中的善良。
' />这一天,先哲早已大加挞伐、今人尤有切肤之痛的“国人冷漠症”进行了最彻底的表演:面对遭面包车碾轧的两岁女童小悦悦,在长达近七分钟的时间里,18名路人居然熟视无睹、不闻不问,直至拾荒的阿姨陈贤妹将小悦悦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妈妈。
在见惯了老人跌倒无人搀扶等类似场景之后,按说我们对冷漠的承受力是大大提高了。但小悦悦事件还是激起了国人普遍的震惊和愤怒,对此有人从利害关系上分析,搀扶倒地者毕竟存在一定风险,而小悦悦事件中,经过的路人完全可以通过打电话报警等近乎零成本、零风险的方式进行援助。尽管如此惠而不费,那18名路人也不愿意选择,容忍的底线再低,那18名路人注定都没法通过。
这种分析言之成理。但从事件性质分析,面对倒地老人漠然置之的现象如果不是个案,其和在受伤女童面前的冷漠肯定没有质的区别,而且其中很可能存在一种因果联系。在一个社会里,当对倒地老人扶还是不扶都已成为一个纠结的问题时,可以断言,发生小悦悦事件几乎就是一个必然,而且很难保证未来的一天,中国大地上就一定不会上演比佛山一幕更让人震惊的事件。
正因为如此,我们没法同意小悦悦事件是个孤立的、偶然的事件。在残酷的现状面前,再也不能装鸵鸟,必须承认当下中国社会道德水准大幅滑坡是一个已成的冷峻现实,也必须正视连“扶老携幼”这样的基本公德都无法立足的社会基础。
谁应该为此而负责?无非有公民个体和社会两种指向,比较起来,指向社会是最容易的一种办法,也自有充足的理由。由于价值虚无、法纪不彰、道德底线失守、权势者带头不守规则,我们这个社会存在全面失范的风险,与这种风险对抗,个体的力量的确难免卑微,同流合污乃成为最便当的选项。但也正因为这种办法太过容易,不仅使许多应该遭受谴责的人逃脱了道德惩罚,而且还常常让他们心安理得,并产生传导作用,使更多的人一边诅咒道德失范一边却又主动放弃自己对社会的责任。
小悦悦事件之后,一位网友的留言很有代表性,“我们表现出的痛苦相当可疑,我们的咒骂缺乏内在的力量,我们的正义感从一开始就摇晃不已。当我们迫不及待地发表道德演说之后,我们是否真正愿意追随这种信念,为‘社会道德’的改变和提升尽绵薄却尊贵的力量?”
网友的考问十分有力,更在给人信心。每一名公民个体的力量诚然渺小,但却尊贵,而汇聚这样的力量,基本公德无法立足的社会基础才可能被一寸寸撬动。一个基本的道理是,我们再对社会痛心疾首,而社会本身终究无法反思和改进,使社会趋善,这副担子实际上仍然只能由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个体肩荷。一个能动的主体,其对社会的责任可从积极和消极两个层面来论,消极的层面,是洁身自好,积极的层面,则是绝不放弃自己追求更幸福更有尊严生活的权利,与一切恶和非正义抗争。公民对社会尽这种起码的责任,很多时候常常只需要一点良知良能,就像那个心疼得赶紧抱起小悦悦的陈贤妹一样。
在佛山,当地媒体用“他们令佛山蒙羞”的大字标题考问着那18名冷漠的路人。其实这样的耻辱并非仅属于佛山。试看全国各地,相似事件哪座城市未曾发生过呢?如果说这些事件无一不是提醒我们还生活于文明线之下,我们哪个人又敢声称自己完全是无辜者?有的在公然作恶,有的在作恶的帮凶,有的在恶的面前噤若寒蝉,我们何尝不是基本公德无法立足的社会基础的一部分?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虽然外界的强迫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一个人的责任感,但绝不可能完全摧毁它。”公民们请行动起来,坚守良知,竭尽责任,如果你还对社会向善抱有期待。
' />“这一天,他们令佛山蒙羞”,这是昨日当地报纸《佛山日报》的头版头题。昨日本报也发表《拯救日渐消逝的恻隐之心》的评论员文章指出:18路人的冷漠,是让文明蒙羞的道德灾难。而这样的冷漠,绝非特例,却有日渐弥漫的趋势:比如频频发生的老人跌倒无人扶助,面对歹徒行凶无人挺身而出……
让人诧异的是,在道德环境因各种冷漠渐显不堪之时,弱势者却义务反顾地表现出他们的仗义,比如这一事件中救助女童的拾荒阿姨陈贤妹,还比如那些扶起摔跤老人的青少年……社会道德要靠底层和弱者来维系脸面,真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
路过的18名冷漠的路人,加之碾压女童的司机,人性的蒙昧让他们成为了道德的盲人。而这群“道德盲人”,相对陈阿姨而言,算是这个社会的中间阶层。面对道德困境,社会的中间阶层不但是围观者和批判者,往往也是迟疑者和逃避者。
道德的困惑和焦虑,往往源自生活的困惑和焦虑。当下的社会中间阶层,已然陷入了生活的泥潭难以自拔。房子、教育、医疗、养老、物价……中层被这些主线所操控,成为生活的木偶。也就是说,中层的情感道义,不少都被现实所捆绑、风险所压迫。情感上的“小三”现象,道德上的冷漠围观,恐怕不少都是现实的焦虑所造成的畸变。而拾荒的阿姨,其诉求和预期显然要比中层低得多,少了这些焦虑和忌惮,也就更加义无反顾。
前些年,王小帅导演的电影《左右》,就曾深刻地揭示了这个主流阶层的精神困惑。他们或许衣食无忧,但日子过得也并不幸福,事业压力、生存压力、道德压力、家庭危机都成为捆绑生活的风险。在这个时代,如何能保证自身的生存,又如何能体现自己的精神价值,而如果两者之间发生冲突无法实现平衡,便难免将中层推向决绝的精神墓葬。在生活危机面前,情感、道义、伦理都很可能成为负累和风险,也就都可能成为被丢弃和牺牲的东西。
当情感道义纳入到中层生活的风险评估和价值换算,那么他们的精神和价值难免发生左右摇摆。而这种左右摇摆发生在作为社会主流的中间阶层,无疑加快了这种人性悲凉的弥漫和扩散。
人有选择懦弱的权利。面对情感道义的风险,选择逃避似乎又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社会而言,不能任由这种冷漠和懦弱将世界变成情感道德的荒漠,只有将作为社会主流的中层从生活的重压下解放出来,情感道义不再成为平衡生活的负累,才能释放出他们的热情和温暖。拾荒阿姨维系了道德的脸面,无法推动人性的复苏和道义的觉醒。
拾荒阿姨的笃定,反衬出中层路人精神价值的左右摇摆。我们除了要向义无反顾救人的阿姨致敬,更该反思庞大的中层为何在情感道义上患得患失。生活的困惑和焦虑,不是逃避道德义务的借口,主流群体道德上的懦弱,正制造种种道德悲剧。
' />救人是想出名、炒作,拥有多么邪恶的想象力才会说出这种没良心的话?!如果说“炒作论”不值一驳,那么另外一幕则露出令人掩鼻的肮脏——据报道,为了找到逃逸的肇事司机,悦悦爸爸在五金城内张贴告示,悬赏5万元征集有用线索,他的手机号码也被传上了网。随后,他接到了一个号码归属地显示为西安的电话。电话中的男子自称肇事司机,并索要悦悦爸爸的银行账号:“我把钱给你打过去”,还表示自己“不想坐牢,不会去自首。”然而,面包车肇事司机胡某到公安机关自首之后,当地媒体了解到,真正的肇事者胡某并没有给悦悦爸爸打电话,“也就是说,是有人恶作剧。”
有一种残忍叫伤口上撒盐,当悦悦爸爸处于极大的苦痛和伤悲之中,却开这样的玩笑,还有基本的善恶标准么,人性中还有一点温情么?
无论是炒作论还是恶作剧,应该说都不是大恶,甚至也不触及法律,但正是这样的小恶,平庸的恶,让人不寒而栗,如果说路人的麻木让人脊背发冷,那么这些小恶则让人浩叹之余,多了一些愤怒和无力。
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说:“恶一向都是激进的,但从来不是极端的,它没有深度,也没有魔力,它可能毁灭整个世界,恰恰就因为它的平庸”。这句话被简写为“平庸的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究其因,哪怕再残暴的恶,也是由一些“平庸者”来实施的;平庸的恶,易为人忽略;平庸的恶容易发展为残暴的恶……那些说阿婆炒作的人,那个恶作剧的人,也许只是无心之失,但这种无心之失,在不经意之间就会变成有心害人。
从路人冷对小悦悦,到炒作论、恶作剧,不能不让人再次反思人性的沉沦。此前不久,安徽合肥发生一起以德报德的案例,“不能让好人做好事,却没了好报”,曾经激起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大讨论,有人看到了道德的力量,而小悦悦的悲剧则告诉我们,社会的道德浓度还远远不能让人满意、让人有安全感。当然,无论以德报德还是冷对小悦悦,都是极端案例,都不足以说明我们的社会道德多么好或多么差。但是,面对小悦悦的悲剧,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还是需要警惕那些平庸的恶。
一方面我们每个人都要自我救赎。我们要问自己,如果自己在现场,会不会施以援手,会不会有顾虑?不管怎么样,救人第一,否则何以安放自己的灵魂?另一方面,如何遏制平庸的恶?据律师分析肇事司机最高获刑7年,但冷漠的路人呢,恶作剧的人呢,说阿婆炒作的人呢?从法律上也许对他们进行严厉惩罚,但如果不他们的颜色看看,他们也许不会放弃内心的小恶,怎么办?
应该把小悦悦悲剧当做社会道德大讨论的契机,全面反思我们的灵魂,重新检阅我们的道德观,重新梳理我们的相关法律与制度。
' />日前,广东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在巷子里被两辆车几次碾压,肇事司机逃逸,七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十几个路人,居然均未施以援手。最后,幸亏一位捡垃圾的阿姨救起女童。这再次刺痛人们的心,引起民众和舆论对“道德沦丧”现象的批评和讨论。人们纷纷提出,必须加强道德建设,每个人都应该为道德沦丧蒙羞、为拯救道德而尽力。
然而,道德能够拯救道德吗?换言之,当这些一再发生的悲剧中,道德自身已经伤痕累累,骂名累累,仿佛跌进危险深池中的落水者,那么,它还能自己救自己吗?
加强道德建设云云,本质上就是要从道德自己身上去寻找答案,让道德“自救”。诚然,道德不能自甘沦丧,必须自我振作,宣传各种“优秀典型”、“道德模范”,强调官员选拔“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提倡“诚信文化”、要求企业诚信经营,等等,都是加强道德建设的努力。这些努力,却未能避免近年来道德底线在一系列事件中频频失守,而这亦引发了国人强烈的道德焦虑。
其实,道德难以拯救道德。这不仅是因为,社会公德体系本身频遭冲击,时常显得过于孱弱乏力,无法自救,更因为,在近年来一系列引发人们道德焦虑的事件中,人们其实陷入了一个认识误区,那就是给予了道德太重的负荷,把许多本不应该由道德承担的责任也归咎为道德沦丧,导致道德更加不堪重负、雪上加霜。
其实,诸如南京“彭宇案”、小悦悦被碾压案等事件中,更值得质疑的并非只有道德。事实上,这中间,还有对司法公正的失望,“彭宇案”中人们固然激愤于好心人可能被冤屈,更激愤于法官的判决荒唐;有对医疗费用高昂的恐惧,事故中获得救助的人反而赖上好心人,往往是向对方勒索巨额的医疗费用等,这本身正暴露了看病难看病贵、医疗体质改革的沉疴难除;有对社会政策缺失的担忧,比如,类似事件中许多起都为交通肇事,暴露了当前城市公共建设没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对行人安全的保障不力;有对公权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能力的不信任,人们怕惹祸上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能明哲保身、以求自保等等。
在这些方面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情况下,在舆论风暴中,道德代替它们承受了所有的指责、所有的压力,成为负重前行的骆驼。因此,人们越是担忧道德沦丧,越是指责道德乏力,道德就越会力不从心,就越岌岌可危。光靠道德自己是拯救不了道德的,正如在小悦悦不幸遭遇碾压的事件中,仅有道德焦虑无济于事。毕竟,人们不能指望全社会靠道德自律,就能解决道路交通忽视行人权益的问题,也不能指望仅靠道德规范,就能使肇事司机自觉担责、旁观路人可以打消各种自身权益顾虑而立即施加援手、医院可以不收医疗费而对小悦悦全力救助,等等。在这一事件中,拾荒阿姨的高尚品德熠熠闪光,这种闪光的品德无疑是值得推崇的、必不可少的,但除此之外,司法更加公正高效,医疗等社会保障更加健全有力,道路等公共建设中的以人为本理念更加落实,公权力自身更加守信,等等,可谓更为重要。
唯有在这些方面加快改革,才能推动社会健康秩序和良善风俗的形成,才能为道德“减负”,使溺水中的道德成功上岸。
' />“陈贤妹”,这在南粤应是一个很拙朴的普通女性名字,但现在,这个大字不识的拾荒老妪,在网上已有了专有词条。有评论称,这个拾荒阿姨挽回了文明的颜面。从某种程度上讲,这话也不为过。确实,如果十几个人都对一个身受重伤命在旦夕的小女孩冷眼袖手,那么确实让人齿冷心寒,对社会文明、道德伦理和法治底线都会产生严重的认同危机。
所以,幸好陈贤妹恰巧经过,并伸出了手。可悲的是,事后竟还有“风言风语”,认为她救人是“想出名、炒作”。这真让人怀疑,持此诛心之论者,到底心里有多阴暗,这样声音真的让这个社会蒙羞受辱。
陈贤妹的儿媳说,听到风凉话,心里很难过,并质问“难道做好人就这么难?”这确实是一个必须正面的时代命题。18个路人的冷漠以及事后的风凉话,再次佐证着回答这个问题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记者问陈贤妹:“孩子不知是死是活躺在地上,你不怕救了之后被人冤枉、被人坑吗?”但她说自己什么都没想,下意识地上前救人,“这事很平常啊”,“我不怕,平时见到老人摔倒我也会扶,总要有人去帮助。”
这句“这事很平常啊”,“总要有人去帮助”,又足以羞煞多少满腹经纶的各界精英,秒杀多少市侩精明的路人。道德滑坡怎么办,是明哲保身,冷眼自扫门前雪,还是身体力行,从我做起?从勇敢地扶倒地老人、需要帮助的小孩,相信他们会将心比心地回以善意的一笑和诚意的一谢。
其实,从相信别人开始,从互信到互助,最后肯定能互利。否则,忍看他人陷困,也不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最后同样的厄运只会降临己身,而且那时也不会有人伸出援手助你脱困。
□李晓亮(媒体从业者)
' />又一起触动人心的见死不救事件!
后彭宇时代,见死不救的阴影依旧存在,救人被讹的新闻也频频爆出……当社会风气与道德引发一个时代的人热议时,对这的思量也应跳出固有的思维,譬如道德批判;而应转向更深层次意义的探讨,譬如立法规定。
正是在这般氛围之下,方有了不少专家、学者与公众的“真知灼见”——设见死不救罪。这般立法,从2001年32名代表建议刑法增加“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罪”两项新罪名开始,关于见死不救要不要立法的争议,便一直存在。直至彭宇案之后,见死不救渐成社会常态时,关于见死不救立法的争议方达到高潮,但依旧难以形成共识。
在我看来,设见死不救罪,其实是有违现代法治观念的。众所周知,在现代法治观念下,任何个人的行为,只要不侵害国家利益、不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就有其存在的天然合法性。就见死不救而言,虽有悖于道德观念,但于法律观念,却是并行不悖的,这也是见死不救多年未立法的缘由所在。
其实,即便设立见死不救罪,其操作性也有待商榷。一方面,如何算见死不救,这个界限很难厘清;另一方面,如何确定一个人见死不救,取证也异常困难。就拿这小悦悦来说,被两辆车碾轧,被18人围观,可这仅是监控录像显示的,在录像之外,有没有同样看到事情发生却没有施救的人呢?这些人要不要一起治罪呢?又如何治罪呢?这显然是难以操作的现实难题。
其实,与其给见死不救治罪,不如给见义勇为立法。
一方面,给见义勇为立法,显然是为了彰显真善美的高贵品质,这与现代法治精神完全契合。而同时,当给见义勇为者立法之后,见死不救的“生存土壤”,其实也在不断紧缩。而另一方面,给见义勇为立法,还能确保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悲剧。这可谓一举两得。
至于如何操作,可实施“拿来主义”。如加拿大安大略省颁布的 《见义勇为法》第一条规定:论习惯法如何规定,自愿且不求奖励报酬的个人,不必为施救过程中因疏忽或不作为所造成的伤害承担责任。而在新加坡的相关法律中,却明文规定:被援助者反咬一口有重罚。这些“外国经验”,在见义勇为立法上,其实是在免除救人者的后顾之忧,这般立法初衷,有必要加以借鉴。
当一次又一次见死不救事情发生时,当小悦悦还躺在重症病房,尚未脱离生命危险时,对见义勇为的立法,应该提上议程了。
' />这事的确很令人气愤,一个两岁的小女孩被车撞倒,一辆车没有停下来,另一辆车也停不下来;一个人熟视无睹,两个人视而不见,三个人心安理得,四个人麻木不仁……这样的冷漠,这样的心寒也就算了。一个出于本能,出于良知的拾荒老太把小女孩送到医院,本来应该赢得人们的掌声与自我反省,然而,少部分人却风言风语,让好人伤心,让本就脆弱得不堪一击的国人道德支离破碎。难道,我们真的要让好人不敢做好事才心甘?虽然我努力克制自己不骂人,但一些人肮脏的内心让人不骂几句不解恨。逃逸的司机与冷漠的路人已没有了社会良知,质疑拾荒老太的人连猪狗都不如,因为他们已没有最基本的人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和各种社会思潮也因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活跃起来,一些美好的道德传统正在少部分人身上散失,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个别人道德缺失、信念丧失、原则丢失,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但这并不是社会的主流,我们应该坚信,不管社会怎么发展,好人,永远是社会的主流。正如这名抢救小女孩的拾荒老太,相信给她掌声和鲜花的人永远是大多数。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这些质疑者,正是他们的质疑,助推着业已脆弱的道德建设滑向深渊。消除质疑的最好方法就是为好人正名,因此,相关部门应该大力宣传表扬拾荒老太这种见义勇为、乐于助人行为。在宣传的同时,也要查查究竟是谁在质疑,质疑的目的是什么?在必要时将其连同那些冷漠的路人与司机一起曝曝光,让全国人民看看他们那颗心究竟已变得有多黑。
这件事这两天网络上讨论得很火爆,人们除了谴责司机与那些冷漠的路人外,也对目前一些国人的道德滑坡现象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讨论是热烈的,但冷静的思考,假如我们当初也经过了现场,我们会伸出援手吗?其实,目前社会道德方面出现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我们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但我们又不愿意伸出自己的双手;我们都在憎恨社会丑恶现象,但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助推着社会丑恶现象。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因为良知,拾荒老太成了高尚的英雄;因为质疑,质疑者成了卑鄙小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不再反思,不再清醒,那么受伤小女孩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拾起滑落的道德面纱,唯有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亲力亲为!
' />在翻阅这篇新闻时,笔者恰巧看到当天的另一则新闻,四川自贡一群动物保护者通过微博集会,发动200人前往当地收狗站解救数百只土狗,经过26小时僵持终于以83600元买下这批狗。一边是对频临死亡的幼童见死不救,避恐不及地躲开,一边则是为了被贩卖的土狗而大动恻隐之心,主动解囊相救。同样是生命,为何境遇如此之大?难道同胞的生命竟不及区区几条土狗?
人情冷暖,何至于斯!答案似乎再明白不过了,近年来屡禁不止的“碰瓷”行为,早已让路人形成了过度自我保护的共识,宁愿被道德谴责,不能被反咬一口。其实,一日建不成罗马,“女童被碾无人扶从”便是“老人倒地无人扶”的蔓延效应,其背后便是见义勇为者不能受到法律保护,做好事反受牵连,终将酿成道德滑坡的苦果。
因此,既然南京彭宇、天津许云鹤、南通殷红彬等行善者不能受到法律保护,又岂能让18名漠视的路人来背负整个社会的道德滑坡?我们都谴责18名路人的麻木不仁,但是此事不能止于道德谴责,更应从法律层面加以反思。实际上,在欧洲国家,专门设定了“见死不救罪”,对不援救行为处以刑罚,在见死不救事件频发的中国,其实早就该有这样的法典。当然,法条中不能少却对见义勇为者的保护。
此次见死不救事件还暴露出世道人心的失范。不能武断地把见死不救完全归咎于法律的缺席和社会风气的败坏,18个路人的冷漠毕竟源于内心顾虑,比起第19个出现的拾荒阿姨,18个路人有文化、有见地、有能力,但却因为心中的警惕和顾虑,却成为道德滑坡的推手,如果每一个路人都不把自己当做“路人”,都能够勇敢地踏出第一步,悲剧还会发生吗?碰瓷还敢出现吗?
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来了四月走。“学雷锋”都走了样,助人为乐就只能流于表面,当真正需要施救时,“学雷锋”便成了奢望。万幸的是,我们还有给道德“拾荒”的第19人,不是吗?
' />两车先后碾轧2岁女童,10余路人见死不救。归咎于社会风气的败坏,以及法律条文或相关案例的负面作用,于事无补。请“从我做起”,让遗憾和悲剧少一点。
昨天下午,在加拿大卑诗省素里市,笔者4岁的儿子从幼儿园回家,半路见人行道被施工车辆占据,就绕走快车道,边上行驶的一辆轿车立即减慢速度在边上护送,车主更责怪跟在后面的孩子母亲“这样很危险”、“今后不能如此”。有时候,一句随口的关切,和细微处对自己的一点严格要求,就能避免一起悲惨的交通事故。
《羊城晚报》昨日报道了一则惨剧。10月13日,在佛山街头,一名两岁女童被两辆车先后3次碾轧,7分钟内10多名路人对此不闻不问。倘当事的每辆车、每个人,都有素里市街头那位不知名车主的“从自己做起”,又何至于让两岁女童至今仍无法摆脱生命垂危的状况?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两岁女童在事发前已单独在车来车往的窄巷中行走多时,两边店铺林立,行人和往来车辆也不少,这些人中随便哪一位,如前面那位外国车主般提醒一句,关照一下,让女童走到安全地方,车祸隐患便能消弭于无形,后面的悲剧根本不会发生。然而,并没人这样做。
出事的道路并非主干道,且道路两侧杂物较多,人行道也被占据,在这样的道路上行驶,任何一个有公德心的人都该格外小心,低速缓行,并随时观察前方异状,从两辆车接连三次碾轧的画面不难看出,两位车主并未做到这些。可以说,在这种“人人不关心”的氛围下,交通悲剧的影子事实上一直在街头徘徊且挥之不散,没出事是偶然、侥幸,出事则是迟早的。
至于悲剧发生后的一切就更不忍多言了——或许有人会辩称“社会风气不好”、“怕被家属讹上”、“怕莫名其妙担责任”,且不说因为这些理由,就坐视一个两岁生命自生自灭,是否过于冷血和残忍,就算不敢去扶、去拉,不能打电话报个警、叫个急救,让女童早点得到救治吗?
人们往往把社会的冷漠、人与人间的互不关心,把悲剧面前人们的无动于衷,归咎于社会风气的败坏,以及法律条文和相关案例的负面作用,这些并非没有道理,但任何社会、任何风气,都是从一个个“我”开始构建的,倘若每个人面临类似情况时,都能首先要求“我”多一份热诚,多一点关心,那么即使社会风气不能就此得到根本扭转,体制弊端不能因此得到根本改变,也仍然会让遗憾和悲剧少一点。
如果在目前情况下,尚无法要求别人、要求社会都快速改变,那么从自己开始,首先要求自己在碰到类似情况时多一份关心,是每个人都做到的。这样做也许不能立即扭转什么,但至少可以避免更多悲剧的发生。这样做的人多了,更可在不经意的点滴间,让整个社会的风气改变。
' />两车先后碾轧2岁女童,10余路人见死不救。归咎于社会风气的败坏,以及法律条文或相关案例的负面作用,于事无补。请“从我做起”,让遗憾和悲剧少一点。
昨天下午,在加拿大卑诗省素里市,笔者4岁的儿子从幼儿园回家,半路见人行道被施工车辆占据,就绕走快车道,边上行驶的一辆轿车立即减慢速度在边上护送,车主更责怪跟在后面的孩子母亲“这样很危险”、“今后不能如此”。有时候,一句随口的关切,和细微处对自己的一点严格要求,就能避免一起悲惨的交通事故。
《羊城晚报》昨日报道了一则惨剧。10月13日,在佛山街头,一名两岁女童被两辆车先后3次碾轧,7分钟内10多名路人对此不闻不问。倘当事的每辆车、每个人,都有素里市街头那位不知名车主的“从自己做起”,又何至于让两岁女童至今仍无法摆脱生命垂危的状况?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两岁女童在事发前已单独在车来车往的窄巷中行走多时,两边店铺林立,行人和往来车辆也不少,这些人中随便哪一位,如前面那位外国车主般提醒一句,关照一下,让女童走到安全地方,车祸隐患便能消弭于无形,后面的悲剧根本不会发生。然而,并没人这样做。
出事的道路并非主干道,且道路两侧杂物较多,人行道也被占据,在这样的道路上行驶,任何一个有公德心的人都该格外小心,低速缓行,并随时观察前方异状,从两辆车接连三次碾轧的画面不难看出,两位车主并未做到这些。可以说,在这种“人人不关心”的氛围下,交通悲剧的影子事实上一直在街头徘徊且挥之不散,没出事是偶然、侥幸,出事则是迟早的。
至于悲剧发生后的一切就更不忍多言了——或许有人会辩称“社会风气不好”、“怕被家属讹上”、“怕莫名其妙担责任”,且不说因为这些理由,就坐视一个两岁生命自生自灭,是否过于冷血和残忍,就算不敢去扶、去拉,不能打电话报个警、叫个急救,让女童早点得到救治吗?
人们往往把社会的冷漠、人与人间的互不关心,把悲剧面前人们的无动于衷,归咎于社会风气的败坏,以及法律条文和相关案例的负面作用,这些并非没有道理,但任何社会、任何风气,都是从一个个“我”开始构建的,倘若每个人面临类似情况时,都能首先要求“我”多一份热诚,多一点关心,那么即使社会风气不能就此得到根本扭转,体制弊端不能因此得到根本改变,也仍然会让遗憾和悲剧少一点。
如果在目前情况下,尚无法要求别人、要求社会都快速改变,那么从自己开始,首先要求自己在碰到类似情况时多一份关心,是每个人都做到的。这样做也许不能立即扭转什么,但至少可以避免更多悲剧的发生。这样做的人多了,更可在不经意的点滴间,让整个社会的风气改变。
□陶短房(学者)
' />在杭州,最美妈妈吴菊萍面对女童坠楼危急时刻而伸手一接;在沈阳,七旬夫妇面对街头井盖被汽车轧碎而竖起警示牌;在佛山,拾荒阿姨作为第19位路人抱起女童;他们接的、竖的、抱的,首先都是自己的良心。
在佛山,一名两岁女童被一辆面包车撞倒碾轧后逃逸,已是令人心痛如割不忍目睹。然而,其后18名路人竟无一人伸出援手,其间又有一辆车碾过而逃,最后还是一位拾荒者伸出援手,这怆然一幕更令人感到凄冷异常。
对于制造惨剧而逃逸的肇事者,等待他们的终将是法律的严惩。然而,这18名路人,即使不用登上道德的法庭接受审判,即使面对舆论的谴责仍然可以充耳不闻,但是,在夜深人静之际而扪心,良心能安否?
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即告诫“无善恶之心,非人也”。今天,我们依然不得不面对这样严峻的道德课题。尽管时代的文明进步、道德的行为尺度今非昔比,但为什么人们道德感的进化如此缓慢?
自古至今,都有道德圣人在、道德楷模在。尽管他们都具有别样的感召力,都能带动更多的人向善,但从整个社会来说,光靠这些圣人楷模是远远不够的。一个社会里,最需要的是平凡的良心,正是无数的平凡良心共同筑起了社会道德的堤坝,共同营造起一个属于文明社会的高贵的人的温暖世界。而人的社会所以高贵,所以温暖,就在于无数的平凡人都有其道德,都有其良心。这个道德,正是人世间最高贵的底线。这个良心,则是评价人性最基本的尺度。
因而,我们的社会里,最需要的就是平凡良心的建树,就是平凡人对良心的守候。而这良心、这道德感的生长,或有遗传的因子在,但更多的则是靠社会的培育,靠从零开始的长成。良心生长得有多大,道德感生长得有多高,就看这培育力有多强。
在这共同生存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应当守候自己的良心。这种守候的关键就在于,不把是非、善恶、得失、成败作为前置条件,只问自己行了多少善,能够做多少善。有人说,乞丐的背后都有人攫利,你给他钱就是助恶。还有人说,老人倒地可能是碰瓷,你扶他可能会被反诬。当道德被纳入这样的考量,良心的守候往往就会变得不再坚定,变得有些怯懦。
在杭州,最美妈妈吴菊萍面对女童坠楼危急时刻而伸手一接;在沈阳,七旬夫妇面对街头井盖被汽车轧碎而竖起警示牌;在佛山,拾荒阿姨作为第19位路人抱起女童;在匆匆街头,依然有人会给乞讨者钱物,依然有人会扶起摔倒老人……他们接的、竖的、抱的、给的、扶的,首先都是自己的良心,然后才是行为选择的对象。
面对道德的需要,每个人都伸出道德援手,这也是我们呼唤平凡良心的原因所在。这一伸,不仅守候了自己的良心,也守住了社会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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