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个官司放在当下语境中应怎么看，却未必水落石出。因为我们还没有解决核心问题。这个案子的核心是产权界定。没有确定的产权，所有的纠纷就无法清晰。而产权怎么才能清晰，我们如今要怎样看产权，却是这场官司的观众和参与者远未涉及的。

首先，公民的产权和信仰的关系怎么厘定？这就没有结论，也无相关制度来规范。比如在产权纠纷里，财产是谁的，和财产拥有人的什么意识形态彻底分开了吗？再往深处问，如果一个高僧德高望重，当他的财产和他的信仰有所冲突，他还能得到人们带着疑惑的法律保护；但假如一个犯罪分子道德沦丧，属于他的财产权利还能否获得明确的法律保障？

不去说改革以来关于产权原罪争论的喧哗和骚动。这个案子太普通，担不起这么重大的讨论，虽然要提醒我们一个必须面对的时代已经来临，它要求我们对产权问题有足够清晰的界定，否则改革就会徘徊不前。

但这个界定，却不仅是要做加法，制定新的制度，还要求我们更多地做好减法，把曾经加在产权上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剥离下来。比如国有资产和私有财产的不同，是性质和财务标准都不同吗？再比如做慈善的资产和只满足高水平自己生活的财产，一定有谁高谁低吗？当不同财产发生冲突了，有纠纷了，处理的原则是什么？谁应该优先得到保护？

一场百岁高僧的官司其实打出了一个问题。财产的标准应该是什么？产权制度里的道德标准、财务标准，什么才是法律保护应予实施的基础？说到底，产权有高下不同好，还是只有唯一的财务标准好？这些问题，解决起来甚至比我们承认多样而遥远的普世伦理还难。因为，产权是我们日常生活经常要直接面对的麻烦，是唯一而现实的，和遥远天国容易想象成为多样原则的浪漫，大不一样。

(作者系独立财经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