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播出的《百家讲坛》上，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为商纣王“翻案”。钱文忠认为，“商纣王是一位文武双全、功勋卓著的帝王”，其被冠以“暴君”称号是历史上最悠久的“冤案”。

对这个新闻，如果人们捋起袖子与钱文忠教授一争长短，或者愤愤然于“知识分子都在干什么”，那就太没意思了。在钱之前，古代早有学者对“暴君”评价提出过质疑。商纣王的问题，与其说是个单纯的历史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问题或历史—政治问题。我们应该关注，商纣王被称为“暴君”背后的一系列历史政治运作。

可以肯定的是，周人绝对需要将纣王说成是一个“暴君”，这样一来，“武王伐纣”以及周取代商才有统治的合法性。商纣王残暴，周代商就合理合法；前朝统治黑暗，扯旗起义进而改朝换代就合理合法。也就是说，是不是残暴和黑暗并不要紧，只要将历史合乎需要的定性，然后将组织起来的历史固化成记忆，统治的合法性就建立了起来，并不断被历史记忆所确认。

制造历史，管理记忆，证明合法性，这种同义反复的历史游戏，正是历史的秘密所在，也是任何占据统治地位的人绝不轻易放弃的工具。有些时候，社会内部的斗争并不是通过武器，而是通过记忆、通过历史知识来进行的。

最近，中国社科院于建嵘教授的一篇文章谈到，他陪一个名校毕业的年轻法学博士参观宋庄美术馆，博士指着新落成的遇罗克雕像问：遇罗克是什么人，人们为什么要为他献花？这篇文章和这件事可能很容易被“埋没”，但在我看来，它们与关于商纣王“翻案”的讨论其实涉及到同样的历史政治问题。

1966年遇罗克撰写《出身论》对当时风行的血统论予以批驳，1970年遇罗克被判极刑，1979年此案平反。于先生说，“(遇罗克)之所以让千万人为之动容，是他在那个荒诞年代里独立思考的自觉和能力，是他表达和捍卫自己观点的热血和勇气，是他在黑暗中仍信仰和追求光明的‘天真’。”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遇罗克、张志新等人及其精神没有体现在国家教育和宣传政策之中，历史书也多一笔带过，讳莫如深。这样，许多人就会丧失掉历史记忆。于先生感叹道，“如果我们的历史正在进行选择性失忆，那将会剥夺下一代了解的权利和选择的可能，使他们只能按规定的模式成长，甚至失去了探究历史和真相的兴趣。这才是最为可怕的。”

我想，全面记忆历史不是人脑所能承载，必然有一些被记住，另一些被遗忘。但是，选择性的记忆，决定哪些记住、哪些遗忘，什么被要求记住、什么被有意遮蔽，不取决于历史本身，而取决于当下的目的，取决于要造就什么样的当下社会，造就什么样的当下之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反过来理解就是，“民”若知道了某些事情，恢复了某些记忆，就不利于“民”的驯顺与服从。

福柯上世纪80年代的一次访谈也说，“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看看关于自身的历史，哪些曾经发生过但“化为乌有”，被纳入进记忆的管理，就大致可以知道社会的性质和我们自身的状况。(作者为长江商报评论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