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出席两会的北大等5位大学校长代表就教育公平等问题接受中外记者的采访。在谈到学术腐败问题时，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说：“坦率的讲，当今可能有很多大学为了获取某些资源，会对权势、权威有一定的屈从，但是大学不应该对权势、权威屈服。不论什么，在惩治学术腐败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够有任何的屈从。”

　　比起一些不痛不痒的回答，李培根校长的话可谓语惊四座，点到了问题的要害。但是，高校要不向权势屈服，前提必须是去行政化，否则，也就是说说而已。

　　高校的学术腐败如今愈演愈烈，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惩罚机制发挥不了作用。虽然教育部和高校出台了不少惩罚学术腐败的规定和条例，但这些惩处条例看起来有声有势，给人的感觉却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欠缺实际的东西。原因即在于领导袒护，学者与学校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因为学术不端行为的背后牵扯领导人的政绩。不少造假者都是在某位领导人在任期间内被当作人才引进的，或者造假者本人就是一方领导，如果造假者被公开处理，就会让领导人下不来台。另外，现在各个学术单位竞争激烈，学者如果受到打击，就会使单位的荣誉受损。所以，发生造假事件的单位也不愿意扩大事态。最后的结果就是，如果是教授，最多只取消其教授资格了事，其他一切照旧；如果有一定职务，则换一所学校继续担任领导职务。总之，代价很少。

　　这样的处理当然起不了什么作用，相反，有可能还会助长学术腐败。但从学术腐败及其处理过程来看，权力因素被深深地卷入其中。现实中，学术腐败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学术资源分配体制不够合理、学术评价体系存在严重缺陷、社会风气和个人品行等，但将所有这些因素窜起来的一根红线，则是权力。可以说，学术腐败现象无不与某种权力在现行学术体制中的严重滥用有关。

　　中国现行的学术体制完全是以官本位为特征的体制。这种官本位或官场化了的学术体制，遵循的完全是官场中的以权力为资源、以利益为旨归的权力游戏规则。在中国，高校首先被定义为行政事业单位，其次才是一个专家云集，从事教育、科研的学术团体，因此在管理上也由行政主导。谁掌握着某种权力资源，谁就可以为个人的晋升和发展，或为小集团的利益创造实现其某种现实利益的机会，也就可以无视甚至剥夺他人的利益和机会。近年曝出的几起有影响的学术丑闻，大都和“学官现象”有关。

　　权力主宰学术，不仅会降低教师的独立性、创造性，稀释大学的活力和动力，使高校的大学精神和人文传统日渐式微，工具性日益扩张，从而严重影响教育的品位和学术风气；而且，官场腐败必然会导致学术腐败，也必然要包庇学术腐败。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出路在于使权势与学术脱离，高校要去行政化，同时让金钱等现实的物质利益与学术相脱离。

　　当然，鉴于现行学术体制与官僚体制相结合甚至其本身就是官僚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学术体制的变革非朝夕可就之事，也不是学者能为之事，甚至也不是学校一家之事，不然就不会出现上文所讲的“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的情况，它最终的解决，还有赖于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法制化。但即便如此，如一些学者所说，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高校的去行政化乃至学术腐败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一是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方面，政府“简政放权”，转变管理职能，特别是放弃实际奉行的大学教育和学术研究的“GDP主义”；二是试点与推行聘任制条件下的教授终身制，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在大学内部的学术事务上的较为广泛意义上的“教授治校”；三是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学术规范体系与学术诚信系统，并适度引进社会中介机构参与学术事务，以真正实现学术规范的制度化。(作者系《学习时报》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