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伤的南平盼望来自公权的哀悼2010-03-25当所有人把谴责和咒骂抛向凶手，当所有人把钦佩送给那些见义勇为者，当所有人在密切关注政府的救助和善后，当所有人为年幼的生命哀悼不已时，当地的公共管理机构，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为八条生命表示一声歉意，哪怕是一句痛悼的话语。
作为维护一方社会秩序、保障人民安全的地方政府，难道就没有一点点义务，代表公权、代表成人，对那些备受伤害甚至不幸夭亡的孩子们，说一声“对不起”吗？
当矿难发生后，谁都知道直接责任人不在当地政府，可谁都知道当地政府的一声道歉是正合时宜的；当一场天灾人祸发生后，谁都知道怨天怨地也不能怨当地政府，可公权的哀悼与凄婉之词，无疑能在瞬间极大地抚慰民众的焦虑心理。南平悲剧后，惨烈的情景将人心撕扯得伤痕累累，可除了救助、调查、安抚这些程式化的公共动作外，却终究没有耳闻目睹南平当地政府的公开道歉和哀悼。
其实，越是在民众的心灵受到震撼和创伤的时候，来自政府公权方面的道歉、哀悼或者其他深深体现人性本色的言行，就越能让公权本质与民众认同产生共鸣，越能抚慰和化解民众心中的积怨、伤痛或仇恨。1970年12月7日，大雪纷飞，当时在波兰进行访问的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在敬献花圈后突然下跪并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正如世人所言，不必这样做的他，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这样做的人下跪了。你可以说他是在作秀，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总之，就那样一个简单的动作，不仅为整个德国在二战的罪行做了最大的救赎，也极大地消融了德国与犹太人之间的积怨，历史因此而前行了一大步——— 在很多时候，道歉并不代表你个人真的错了，它只是一种姿态，体现出你所代表的政府勇于担责，用一种最质朴的人性本色完成与民众的拥抱；哀悼不仅仅是哀悼，更是一种道义和义务，体现出你所代表的政府，悲人民之所悲，痛人民之所痛，从而完成政府公权与人民的心灵相通。
公权是一种权力，一种公器，一种组织，但它一定带有浓烈的“人性前缀”，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它必须完全地、时刻地为民众利益福祉服务，民众的任何一种重大创伤，从本质而言，它都负有一定的责任，无论间接的还是直接的，无论政治法律的还是人性道义的。
期待不久之后，南平市有公仆能站出来，向13位受害者及家属，说一声“对不起”，当你那一刻低下头颅时，身后的政府却更为高大；期待不久之后，南平市有公仆能站出来，向八位夭亡的孩子表示哀悼，当你那一刻情感低垂时，身后的政府却更让人尊敬。
' />校门惨案，学校应该负责吗？2010-03-253月23日，福建南平实验小学门口发生一起骇人的凶案:凶手郑民生出于报复社会的目的，持刀砍杀在校门口排队等候入校的小学生，致13人死伤。
这起凶案发生后，公众无疑急切想知道凶手施暴的心理动机。不过，笔者更关心另一些问题:学校该为校门惨案负责吗？经此一事件，全国的校长们又会有怎么样的应对措施？这些措施真的对我们的孩子有益吗？
从个案说，凶手无疑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当地政府肯定会向受害者提供可观的“补偿”，以消弭社会矛盾。但本案的法律示范意义，更值得思考。这是一起非典型校园伤害案件:案发于校门口，并不是校内。一方面，家长已经将孩子安全送到了学校；另一方面，学生还没有入校，没有处于学校的监管之下。
不让学生早进校门，缘于校方在规避风险。不知从何时起，清早很多校门口就有大批的学生在排队等待入校，这成了道风景。为什么学校不让早到的学生入校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此时教师还没有到位，一旦入校发生伤亡事故，学校就要吃官司。今年7月将实施的《侵权责任法》也是将校方的责任期定在学生在校内“学习、生活期间”。
让大量未成年人聚集在校门口以及附近的人行道上，他们或者整齐分班级列队，或者打闹成一堆，这本身就是一个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南平惨案更是说明了这点，笔者甚至觉得:校门口大批没有反抗能力的小学生，又没有成年人监护，便成了那个心理失衡的凶手眼中的社会软肋。
但这种不安全的安排，的确使校方规避了“校园伤害”的风险。可是，我们应该就此苛责校方吗？不应该，因为正是之前家长、社会对于校方的“苛责”，让校方不得不规避风险，“理性”选择把早到的学生拦在校外面。不仅如此，同样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有不少学校取消外地旅游、郊游，甚至不惜取消春游、秋游，或者刻意搞“室内游”。
此次校门惨案之后，教育部门和学校的应对之策多半有这么两条:一是加强对早到学生的监管，二是禁止学生在学校开门前聚集在校门口。令人悲观的是，笔者觉得后一种选择可能是校方更经济的“理性”选择。将学生从老师还没有上岗的“不安全”的校园，赶到更不安全的校门口，再赶到更加不安全的其他地方，这就形成了一个家长—学校—教育部门三方博弈的恶性循环。
一方面，公民的权利意识日渐兴起，一旦孩子发生涉及学校的人身伤害，家长必然打官司讨说法；另一方面，学校本身就是公益教育机构，不是保姆性质的经营机构，让它承担过重的保育责任，必然导致校方想方设法规避风险:不惜取消郊游，不惜把孩子拦在校门外，这也不利于未成年人的成长。
其中解决之道或在于国家实行强制保险，让学校摆脱校园伤害赔偿的风险，回归教育的本质。上海 沈彬
' />应对灾难，不需每次都重复常识2010-03-25昨日，福建南平实验小学已正式复课。上午7时许，学校老师和当地政府官员个个胸戴白花，神情凝重，他们在惨案发生现场等候来上课的学生。8时许，师生们举行了三分钟的默哀仪式。昨天，孩子们的第一节课就是心理疏导课。南平实验小学的师生们正在试图走出血案的阴影。
事实上，一个社会无力阻止每一个反社会犯罪的发生。即便是一些制度基础较好的发达国家，也仍然不时有校园枪击案发生。一个好的社会应该通过对每个社会成员的关怀和加强防范，而令此类行为发生的概率大大降低，并且在事件发生后，通过各种救助机制将其不良影响降至最低。在南平血案的善后处理中，我们看到，各种救助与应急机制已经迅速展开，一些理念或常识成为当地政府的行动，不需要媒体再去重复阐述。
在南平血案发生的当天中午，南平教育部门就已开始招募心理咨询方面的志愿者。当日下午，南平市30多名心理辅导志愿者前往实验小学对全体老师进行心理辅导，福建医科大学6名心理专家也到达南平参与师生心理疏导和干预工作。而卫生部派出的医疗专家，也于24日凌晨到达南平，帮助救治受害儿童。
尽管，南平实验小学如此迅速复课，在社会舆论中仍然有一些质疑。然而，复课是否得当，还需要心理专家的专业评判。而在昨日，南平实验小学引入默哀仪式与心理疏导课，也体现了心理救助的自觉。
而当地政府对媒体也采取了开放的态度。在23日，南平方面就向前来采访的中外媒体举办了新闻发布会，意图做到案情的透明与公开。现在，案情一个重大的疑点就是，凶犯是否存在精神问题，我们也希望，南平方面能够在日后对此做出司法上的回应。
救助与应急机制在南平血案善后阶段快速展开，既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也说明如此做法正在成为社会集体意识的一部分。我们不希望看到南平血案的发生，也不希望媒体在这些事件中继续扮演基本常识重复阐述者的角色。
' />病态心理是最大的社会安全隐患2010-03-25涂记者的话当然有道理，学校确实有不可推卸的管理责任。假如在学生进校的高峰期，学校有更严密的防范措施，或许惨剧就不会在校门口发生，即使发生，也不至于有如此严重的后果。但即使该校的安全措施做得很细，也可能还是难以避免学生惨遭横祸。从报道可以看出，凶手郑民生当天出来，就是要行凶杀人且不针对特定对象。假如学校在校门口的防范工作十分严密，不给他留下下手的机会，那他也可能在离校门口远一点或更远一点的地方下手。
官方材料说，郑作案的原因有二：一是与原单位领导王某有矛盾，辞职后谋求新职不成；二是恋爱多次失败，尤其是与当前所谈女友进展不顺，心态扭曲，故意杀人。郑所在社区的居民也说，郑这样40多岁的男人，事业、婚姻都无成，房子也没有，又没有人给他温暖，他几乎就是一个被社会边缘化的“失败者”。这种人一旦感到绝望，就很容易走极端。这些邻居呼吁社会应多关注这种潜伏着的“病人”，避免他们走上绝路，给社会带来危害。
可见，此案的发生固然与学校安全工作不到位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郑民生的病态心理。这种病态心理注定了不在这一地点杀人，就在那个地点杀人；不在这一时刻杀人，就在那一时刻杀人。简单的防范措施（如在学生进校高峰期增加值班人员）是不顶多少用的，最彻底的办法应该是对像郑民生这样的“病人”进行有效防治。治，是指政府与社会都要关心像郑民生这种被社会边缘化的“失败者”，让他们的心理健康起来，阳光起来。
防，是指建设和谐社会，让更多人都感到温暖，尽量不让人被社会边缘化。当然了，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比如，郑民生产生病态心理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恋爱失败。如今我国的性别比偏离正常值越来越远，将来找不到对象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其中又涉及当事人个人性格等原因，不全是社会原因），那是不是意味着将来由此引发的犯罪也可能会越来越多？可真要解决出生性别比的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此案确实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但不应就事论事，而应看到案件背后的深层次因素。
下一页：姚晨 郑渊洁 微博评南平凶杀案
新京微博评南平凶杀案：
@姚晨：我的家乡南平，昨天发生了一件令人心碎的惨案，我无力转那些新闻帖。因为人世间最悲痛的事，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写下一段悼词，愿幼小的亡魂安息：孩子，你们原是天堂里的小天使，来人世间转了一圈，又要张开翅膀飞回去了。飞吧，你们来过，你们很乖……
@郑渊洁：外科主治医生郑民生，医术高明，有“一刀”之美誉。其手中的刀挽救过不少人的生命。据说因无力购房，恋爱十余次均告败，42岁仍单身。昨天，郑医生在福建南平实验小学门外于55秒之内用刀刺死8位孩子。……是什么使得同样一只手从救人到杀人？
@庭前看花：当社会不公平的体制不断激发人间矛盾，解决的渠道和机制再有缺失，使社会矛盾得不到及时消弭，所有人就都可能成为潜在凶手，这是一个社会的可怕之处。因为你不知道仇视社会的“他们”何时发作，简单地打压也就不能解决根本！所以，社会的体制病灶比仇恨社会的凶手更加可怕，必须痛下决心根治之！
' />政府当强制收治武疯子2010-03-24如果凶手没有精神病，如此凶残实在是难以解释。而不管他到底有没有精神病，政府都该对武疯子给予足够的重视了。3月23日出版的《海峡导报》上就有武疯子惹祸的报道。报道中说，3月20日下午，家住翔安区田墘社区的五岁男孩小轩，被武疯子阿龙（化名）打得头破血流，鼻梁骨折断；据小轩的父亲讲，村里像阿龙这样的武疯子还有三个，都没有被监管好，他们在村里到处横行，搞得村民们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武疯子没被监管好实属必然，因为目前对武疯子还仅仅是以家庭监管为主。一方面，武疯子是一种“富贵病”，必须长期服药，而且相应药品的价格不菲，一般家庭难以承受，所以，能间断服药就应该算是不错的了；另一方面，家庭不可能有专人来照顾武疯子，这样的家庭更需要赚钱不算，家人也是缺少对武疯子的监管手段的。
但武疯子惹祸绝对不仅仅是别人受罪，家人也一样。报道中说，小轩被打后，阿龙一家人也感到非常抱歉。当天晚上，阿龙的父亲拿了5000元钱赶到医院，先作为孩子的医疗费。“我们对阿龙的行为感到非常抱歉，希望医生能尽量将孩子治好，我们会承担医药费。”阿龙的父亲说。另外，阿龙的父亲还告诉记者，他已经通过当地的残联部门，联系了现金赌场app下载：仙岳医院，除了日常加强对阿龙的监管外，会尽快将阿龙送到医院治疗。这也就是说，这武疯子也是“双向收费”呀——治病得花钱，惹祸还得赔钱。
事实上，就目前的监管方式来说，武疯子惹祸实属必然。而要想解决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是政府统一免费收治武疯子，尽管这一投入可能不会太小，但却是利国利民的事情，而且国内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强制收治武疯子了。
' />南平特大凶杀案折射各方薄弱环节2010-03-24衡量一个地区的公安工作，不是看他破了多少大案、要案，破案率有多高，而是看他的预防工作做得是否扎实。预防工作就是深入细致地把对重点人的教育和帮助落实到基层，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有针对性地做好综合治理工作。比如，犯罪嫌疑人郑明生，已经年过40岁了，没有成立家庭，去年又辞职，没有了生活着落，另谋生路未成，他的思想肯定悲观失望。如果说，还有精神病史，公安部门就有责任配合社区，帮助他解决实际困难，而且做好精神病患者的政府控制。如果工作做在前面，总是能发现蛛丝马迹，而且及时对他进行思想疏导，就把犯罪预谋消灭在萌芽状态。
??? 校园是否有应对突发事件教育？对学生的教育，如何应对类似突发事件的公共危机教育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对于暴徒实行性侵害的处置，对于发生校园建筑塌陷的处置，对于暴徒抢劫、爆破、凶杀的处置。而且，邀请公安分片人员组织学生演练。一旦遇到突发事件，老师和学生就可泰然处之。这次，犯罪嫌疑人郑明生用砍刀杀害学生，不同于爆破瞬息发生，防不胜防。他的连续砍杀，有一个此起彼伏的过程。低年级小学生完全可以迅速躲闪和疏散，高年级小学生可以就近取材、联合抵抗。最佳的选择，只能以较小的人身伤害赢得生命。如果及时组织好学生，凶犯可能就不会连砍13人。（孙金栋）南平市延平区发生的特大凶杀案是偶然性突发事件。但偶然性中有必然性。近几年来，社会上的凶杀案件有逐渐增多的趋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社区工作比较薄弱就是一个原因。社区的最基层就是居民委员会。在过去，担任居委会主任的基本都是一些年长的大妈、大叔，别看他们的文化不高，但是他们为居民服务的水平不低。什么东家哪两口子闹离婚啦，西家哪个孩子有小偷小摸行为啦，又有谁家吃不上饭，需要救济啦，他们都了如指掌。因为他们经常走门窜户，调查研究。但是近几年来，一些地方的居委会主任大都换成了年轻人。他们涉世很浅，又没有社会经验，其中一些人很难胜任居委会主任这个职务。痛定思痛，如果我们的社区能及时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处境，并及时做好疏导和安抚工作，也许此次恶性事件能够避免。随着分配的不均和贫富的悬殊，一些恶性事件还会发生。所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加强社区工作非常重要。（郭根群）
' />是谁将郑民生逼成了武疯子2010-03-24惨案发生后，迅速引发全国高度关注，凶手的身份很快查明——郑民生，曾经是一名外科主治医师，这个杀人恶魔丧失人性，激起公众强烈愤怒。每次重大事件发生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做法，政府强力介入，做好善后工作同时，排除身边隐患，并进行深刻的反思。所有这些当然很有必要，我们也无话可说，可对于这次重大案件，其前因后果我总觉得非常蹊跷，如骨鲠喉，不吐不快。
据多家媒体报道，郑民生疑似精神病患者，换句话说乃地地道道的武疯子，干下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不足为怪。果真如此，指责、大骂就毫无任何道理，须知，精神病人不受大脑控制，一旦受到刺激，发病在所难免。不过目前还只是推断而已，没有足够证据证明郑民生患上了这个要命的病症。依我看来，这个突如其来的横祸绝非偶然，多少有点人为的成分。试想一下，郑民生本来有一个很不错的工作，主治医师，要地位有地位，要待遇有待遇，只不过因为个人性格与众不同，在单位吃不开，与同事合不来，便促使他辞了职，从此失去了衣食无忧的饭碗，这是导致他精神失常的直接原因。由于没有固定职业，像他这么大的年龄找工作难度很大，间接使他婚姻遭遇挫折，人生的一再失意，换了谁恐怕都经受不住如此重大打击。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关注类似的人群，身边的朋友邻居给予足够的的同情与理解，发现异常苗头，迅速进行必要的帮助或辅以心理干预，郑民生恐怕不至于走向极端，作下惊天大案。
社会需要和谐，可当一个人生活失去最基本的保障，又得不到社会温暖与关爱时，就会心灰意冷，难免不会抑郁成疾， 郑民生举起屠刀时连声大叫“我对社会不满”已经给出了答案。武疯子是可怕的，更可怕的是我们身边还有处于“休眠”状态的武疯子，如果我们还是老样子对待这类特殊人群，明天冷不丁就会冒出赵民生、王民生来，关心身边每一个人、特别是精神不正常者，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公众的神经再也经不起刺激了。
' />杀人狂魔郑明生背后是一条怎样错谬的人生轨迹2010-03-24整座城市的同情与泪水，此时都无法分担8个家庭肝肠寸断的悲恸。无言沉默的孩子，来不及理解这惊心动魄的一瞬，便已经悄然消逝。这是怎样的“杯具”？此时，网友跟帖数量仍在不断增加，南平市的这场惊天“杯具”显然正在撕裂社会公众敏感的神经，触及到公众基于人性所应有的悲悯情怀。
或许，这一事件所留给我们更多的是反思，是对杀人狂魔郑明生背后的人生轨迹的追索。因为，“杯具”的发生绝不会是偶然，那么，郑明生的背后到底是怎样错谬的人生轨迹？
曾经，郑明生是一个中专毕业生，担任过马站社区诊所医生。我们绝难相信一个有知识且担任过白衣天使的郑明生会无缘无故走上杀人狂魔的不归路，每一个拥有良知的人都应该知道，“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不是生存压力所迫，或者是受到某种强烈的刺激，绝不会做出让死难者亲人撕心裂肺公众震撼且为之扼腕的恶行。
事实证明了这一推断。据郑明生供认，之所以连杀8名小学生，动机是认为周边的人看不起他，讲他不清楚，有桃花病；婚姻不顺，女友迟迟不与其结婚；辞职之后，另谋新职不成，觉得活着没意思。
我们为杀人狂魔郑明生寻找杀人的理由，并非是为其恶行开脱，而是为了更好的剖析这一血腥事件背后的深层社会原因，探究你我在郑明生错谬的人生轨迹中所扮演的角色，代遇难孩子追问一个想知道的“为什么”。
因为，如果，郑明生周边的人没有看不起他，没有讲他不清楚，有桃花病，或者女友选择与他结婚，又或许辞职之后，郑明生能够及时找到一份新的工作，也许，“杯具”就不会发生；如果，你我在郑明生的生命轨迹里扮演一个心灵引导者，让他明白生命的真实意义，或者是一个乐于帮助郑明生的人，让他感受到来自人世间的善良和温存，“杯具”也不会发生；如果，郑明生能够明白生的价值和意义，能够在挫败带来的逆境中积极求生存，而非向社会无情宣泄生的不满，“杯具”也不会发生。
然而，透过郑明生的人生轨迹，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一种冷漠的讥笑和对生命尊严的漠视，以及在市场经济日渐发达的今天，生存状况愈加艰难的残酷现实。为了向生命发出抗争，郑明生错误的选择了将砍刀抡向幼小的生命，用8条生命祭奠已经严重扭曲的人生。
当然，时光不可能按照我们所设想的倒流，让8条幼小的生命回复到活蹦乱跳的状态。但是，我们所能做到的是，透过郑明生和8条生命的“杯具”去反思，去更加努力的构建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一个充满温情的世界，在你我心中重新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信仰。
' />不能宽恕的对于无辜者的暴力2010-03-24这是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人们第二次目睹针对无辜者、针对弱小者的无端施暴了，血腥震惊了善良的世界，血腥带来了暴雨一样的眼泪，这个残忍的春天，被不安的幽灵笼罩，蒙辱，蒙尘。
3月23日早晨7时20分许，福建省南平市实验小学校门口，学生们正排队进入校门，一中年男子突然抽出长达近25公分的砍刀，连续砍杀聚集在校门口的学生，在前后不到几十秒的时间里，13名孩子倒在血泊之中，截至昨日晚间，已造成9名学生死亡，4名学生重伤，其中当场死亡的就有3名孩子。
没有什么是制造这种的屠杀的理由，无论在哪一个世界，这样的罪孽都不能被原谅，这样的行为，都不能不面临终极的审判。犯罪嫌疑人郑明生被现场群众制服后，昨日已被批准逮捕，据现场目击者称，疑犯专选年幼学生砍杀，一把抓过一个孩子，近距离砍刺，这些无辜的孩子大都是1-4年级的学生，其中以一年级的孩子最多（初步统计是4个）。
如此凶残的行为，用不着什么理由来辩护，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辩护。据现场目击者描述，郑明生曾在行凶前高喊:“他们不让我活，把我逼疯了，我也不让大家活。”这个“大家”，就是比他弱小得多，与他素不相识，甚至与他的生活压力以及不快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小学生——可耻的向更弱者抽刀，可恨的无是非凶残施暴，可恶的人格崩溃。
凶残超出人间的想象之后，人们转移直面如此血淋淋现实的方式就是怀疑凶手是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此前的2月1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男子驾驶大客车恶意撞人的惨剧发生后，坊间亦有多种猜测，关于疑凶张义民恶意撞人的动机，以及其生活压力与生活遭际，但均未证实，而有关于此案的进一步说明及解释，亦未有相关的官方说法，时至今日，民间对此案的说法，仍在惴惴不安的传言之中。美国胡德堡枪击案发生后，凶手哈桑在美国民间亦曾被描述成一个因聆听他人的心理压力而罹患精神创伤综合征、次级压力失调等不幸的人，哈桑是一个不合群的人，没有老婆，也不喜欢与邻居们交流，因此也成为一个对被派往战地执勤充满心理创伤以致于拿枪杀人的人。
但同情不是理想主义的，它是最深切的现实版的。如果人们知道，孩子们在毫无防备（也没有能力防备）的情况下遭到砍杀，有一个一年级男孩的母亲当时正在现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在瞬间阴阳两隔，那么同情究竟会寄予给谁？据南平市公安局核实，犯罪嫌疑人郑明生，1968年4月30日生，42岁，福建南平人，中专毕业，未婚，原马站社区诊所医生，2009年6月辞职。这样一个半年前辞职的医生，这样一个42岁有着长期正常生活经验的人，说他是精神病患者，只怕是我们善良得悲伤的理由，只怕是我们懦弱的自我安慰。任何不幸，都不能成为制造更大的无辜者不幸的理由，也没有什么不幸，能够成为南平惨案发生可以被接受的理由。
那些善良与正义的人们，在现场将疯狂的“砍刀男”制服，南平实验小学体育老师甘贵平首先抓过拖把打向罪犯，随即别的老师与周围群众也参与进来，惨剧发生后，周围群众和老师主动围成人墙，护卫这世界的美好，他们勇敢而理性的行为理应赢得高贵的尊重。不远的前方会有一场正义的审判，给凶手最好的说明，给无辜者最后的安慰。这世界有许多伤痛，这世界仍将在伤痛中前行，但对于无辜者无端施暴，人们必不原谅，正义必不宽恕。
' />该如何反思“南平血案”2010-03-24如果，我们仅把发生在南平实验小学门前的这一幕惨剧，归咎为一起突发校园公共安全事件，未免过于简单了。纵观这起惨剧始末，有一些发人深省的细节值得探究和反思。经调查，凶手郑民生原是一名社区医院医生。他起床时曾说“我要自杀，我一个人死不行，要拖几个人一起死”，并认为成年人不好杀，从而把目光锁定在孩子身上。
众所周知，精神病患者的亲属是其法定监护人，承担着对其行为的监护之责。既然，郑民生已经对家人透露出行凶作恶的不良动机，其亲属为什么对其作案企图不加以警觉和防范呢？从社会层面来说，凶手郑民生是在去年6月因患精神病而辞职的。也就是说，郑民生患精神病是一个为一定范围内公众所知悉的事实，那么，从社区到当地民政、公安等职能部门，何以对其相对于公共安全的潜在危害疏于管理呢？
这么说，似乎有些“事后诸葛亮”。但实际上，社会对精神病患者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关注并非自今日始，《刑法》中就针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前置条件作出明确规定，如首先由家属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必要时，由政府出面进行强制治疗等。
但现实是，家属监护由于受家庭经济条件欠佳或监护能力不济等因素掣肘，常显得力不从心。对政府部门来说，或是鉴于财政投入的限制，或是由需要关注点的轻重缓急所制约——这一切客观因素，并不能遮蔽关注精神病患者对于其自身康复乃至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
南平实验小学这起惨剧说明，无论是本着人道主义的初衷关注精神病患者的康复，使其以健康的身心回归社会，还是从维护公共安全的角度来审视精神病患者对于社会的潜在危害，从立法上明确家庭、社会、政府相对于精神病患者的责任和义务，已刻不容缓。《精神卫生法》的立法虽已提上议事日程，却未能面世，不能不说是件憾事。但愿这部法律的早日出台，能构筑起一道关注精神病患者身心健康、维护公共安全的坚固屏障。
（作者系媒体从业者）
' />“疯男”滥残无辜警示无缝隙监管2010-03-24尽管行凶人是否患病还有待权威结论，但暴力倾向精神病患者的监护是个老问题了，有人把“散落民间”的重症精神病人比作“定时炸弹”。事实上，在全国范围内，“散落民间”的精神病人群体是相当庞大的，这些“隐于市”的精神病人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虽然我国《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患者出现危害行为，经法定程序鉴定，如果不负刑事责任，“应当责令其家属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但这一条款执行起来困难重重。患者家属常常由于贫困无钱支付治疗费用或是根本就不愿意出钱帮他们治疗，所谓监护也就是把人锁起来而已。
更关键的是，一旦患者偷跑出来或是被放出来，多半又会闯祸。如广东化州的精神病患者刘亚林曾先后将3位老人残忍地杀害。案发后，因其患有精神分裂症，无刑事责任能力，警方将其交由监护人看管。但其家人不仅没有好好照看他，反而还将他带到海南，遗弃在海口后独自回了家。结果刘亚林在海口又杀害了一名湖北籍女童。
虽然法律规定，必要的时候政府对精神病患者可实施强制医疗。但地方政府一般没有编列收治精神病患者的预算，顶多在有重大节日期间为了维护社会稳定集中收治一批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在平时仍以家属监护为主。而一旦家属无力监护或不愿监护，这些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就会变成游荡在社会上的“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对他人的生命构成威胁。
这起让人痛彻心扉的男子砍人危害公共安全事件再一次沉重而又深刻提醒我们，如果不能通过各种有效手段，避免精神病人大量“流落民间”，“疯子”危害公共安全或伤害他人人身安全的事件就永远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还会不断地发生。
而要想遏制精神病人伤人事件的发生，当务之急，要不断通过各类宣传来消除人们歧视精神病人的观念，让更多的人来对这一特殊人群加以关心和帮助。更重要的是，国家应该制定行之有效的法律，对精神病等特殊病人实施低收费或免费收治，并严格规范精神病院的公益性质。特别是，从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角度看，都有必要由政府集中收治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费用由家属和政府分担，家属无力支付的，应由政府全额承担。
' />精神体检不应是空白2010-03-24精神病人杀人，这几年已经屡屡成为触动人们敏感神经的一类事件，可以说，它比其他的凶杀案件更让人感觉恐怖，因为对于个体而言，一般的刑事案件总还有个由头，人们或许可以避祸，而精神病人害人却防不胜防———由于现在的人们生活相对比较私密，周围究竟有没有人精神不正常，人们在多数情况下不得而知。
据悉，砍杀学生的凶手，此前是一名社区医生，医生本来应该是一个很严谨的职业，可是居然能让一名精神病患者长期据守，这似乎说明，我们平时对人们的精神正常太不关心了。
我们有很多岗位对乙肝患者都要严加防范，可是却对精神病人熟视无睹，不但有精神病人当医生，不久前，一位打车狂奔数百公里的警察，事后也被鉴定出精神病，似乎精神病人可很轻易地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
我建议，在各类体检中，应该加入精神体检，这样不但可以首先保证各个职业的基本稳定（笔者相信，精神病人不论从事哪一个行业，都可能导致纰漏），更可以让社会提前知道有没有存在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以做好必要的管理，同时还可以发现一些存在轻度精神疾病的患者，予以早期治疗。
' />南平案：呼唤中国版“校园安全计划”2010-03-24一场校园门口上演的屠杀，让8个幼嫩的生命走上不归路，同时，更敲醒了校园安全的警钟。
南平凶杀案中，有这样两个细节：
一是杀人者自言：“我要自杀，我一个人死不行，要拖几个人一起死。”并认为“成年人不好杀”，从而把目光锁定在孩子身上。可是，为什么凶犯会判断出，在光天化日的校门口，孩子会“好杀”呢？对于缺乏自卫能力的孩子，相关的保护机制在哪里？
二是制止住凶手的，是一名教师与一名晨练者及一名司机与学校门卫。公民见义勇为固然可敬，可由于没有专业能力和装备，他们所冒的风险实在巨大，设想一下，如果歹徒不只是一人，或更加老练凶残，甚至持有枪械、爆炸物时，几名手无寸铁的平民能对付得了吗？
长久以来，被描述为书声朗朗的校园，很多已不是平静之地。远的不说，去年底，多名深圳小学生在校门口遭绑架，让全深圳的家长一时间人心惶惶。同年，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中，犯罪嫌疑人曾长期在3所中学和1所小学门口守候，多次将10名中小学生挟持、哄骗到偏僻处，以打毒针、拍裸照、殴打等方式胁迫她们卖淫。
如果全面统计社会人员在校园门口制造的各类案件，以及校园暴力事件，结果无疑会触目惊心。
校园安全堪忧，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防范不力。
学校似乎成了安全防范的主力，但一方面，学校雇佣的安保人员往往素质良莠不齐，许多为老师兼任，缺乏敏锐的观察力和应对能力，而且由于法律限制，安保人员更没有专业的装备，遇到险况往往捉襟见肘，例如南平案中那位与凶手搏斗的值班老师，由于缺乏武器，情急之下就找了个拖把冲了上去。另一方面，学校安保人员处处受制，他们管得了校内，却管不了校门外，他们没有执法权力，即使发现可疑人员，也无权上去盘问、搜身，做到防患于未然。
而拥有法定权力，承担维护治安之责的警方，维护校园安全却处于被动的工作状态，不出事时，警察和警车在校门口难觅其踪，出了事后，马上来一次学校周边安全的大整治。可时间一长，就慢慢松懈下来。
2007年，加拿大多伦多一所高中发生一起枪杀案，此后，官方调查起草了《多伦多校园安全报告》，披露校园治安内幕，随后，多伦多启动了“校园治安巡逻计划”，向多伦多数十所中学派驻了全职驻校警察，尽管引起争议，但驻校警察对于改善学校治安，遏制犯罪还是起到了明显作用。在加拿大许多城市，类似校园治安强化措施，也已广泛采用。
在中国，警察驻校可能不易操作，但借鉴多伦多的治理思维，对校园安全进行“摸底”，据此制订一个中国版的“校园安全计划”，应能做到。在这一计划中，首先要明确警方对于校园安全的日常维护责任，例如，即使警察无法全日制驻校，至少在上学放学期间，在孩子进出校门时，就像交警上下班时到各个路口“上高峰”那样，保证有巡警在校园周边巡逻；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局部社会治安恶化等，可以临时性让警察驻校，以防不测等。
孩子需要国家的呵护，孩子的安全怎么强调和重视都不过分。如果学校门口经常看到警察的身影，任何欲将黑手伸向孩子的不法之徒，恐怕都要思量再三；如果孩子的生命安危悬于一线时，警察能及时在场，那或许能给孩子带来死里逃生的机会。因此我们期望，警方与教育部门联手，让中国版的“校园安全计划”早日成真。（社论）
' />血的教训质问校园安全薄弱环节2010-03-24这是每一位为人父母者面对惨剧后的本能反应与诉求。然而，作为学校和有关负责部门，不能把飞来横祸当作无法预知和阻挡的灾难，我们要追问和反思，到底是哪个安全环节出了问题？
这起凶案让人回想起10多天前的悲惨一幕。3月11日上午，福州市琅岐金砂小学户外黑板报围墙顶盖倒塌，造成5名学生死亡。事故发生后，福州市一位主要领导表示，事故暴露出当地学校安全工作还存在严重的薄弱环节，各级有关部门对安全生产工作还存在认识不到位、责任不到位、检查不到位、监管不到位、处理不到位等深层次问题。
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是重大的民生工程。校园本应该是清静之地、安全之地，最不应该发生流血死人事故。但这两起惨剧却偏偏发生在校园内外！这提醒我们，在校园特别是中小学内，未成年人比较集中，相对缺乏应对突发安全事故的意识和经验，这样的场所更应当安全警钟长鸣，安全保卫工作更要细之又细。
在这些惨剧面前，我们不禁要问，面对日趋复杂的社会生态和教育环境，有关方面是不是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了？是不是深入研究校园安全的规律和特点了？是不是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将可能危及孩子们身心健康与安全的事故降到最低了？显然没有。面对这些惨剧，有关方面应当问问自己，在校园安全隐患的排查、校园周边违法犯罪行为的整治、交通高峰期和恶劣天气情况下的安全教育与防范，我们还有多少工作没有落到实处？有多少细节经不起推敲？
南平市实验小学惨剧的具体原因尚在调查之中。我们祈愿受伤的孩子们能在全力抢救下挽回生命。同时，我们更深切地企盼，那逝去的生命会定格在中国校园安全管理史上，警醒我们杜绝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 />精神病人屡造惨案，政府当有因应2010-03-23
警察们将凶杀现场团团围住【>>>点击组图】
又是一个疑是精神病病人造成的重大社会悲剧，也不知道，这样的社会悲剧要持续到何时。相关资料显示，近年由精神疾病患者实施的凶杀占凶杀案例的7.8%-14%，在凶杀案的精神病司法鉴定案例中，与精神病理因素有关的占60%，暴力行为与精神疾病之间存在着特殊的联系（《检察日报》2009年1月26日）。可见，精神病人是一枚危害公共安全的“不定时炸弹”，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我们的人生安全就一直会暴露在威胁之下。
我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可我们的现实是，精神病人依然游离在政府强制医疗之外，自由地在社会游荡，“不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炸。即使那些已经造成了重大悲剧的精神病人，只要司法鉴定机关确认肇事者为精神病患者并不负刑事责任，案件就中止了，病人也就被释放了，“不定时炸弹”依然没有拆除。
据中华医学会的统计，保守估计，2009年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已达一亿人以上，精神疾病总患病率高达15%。（《北京晨报》2009年9月10日）另据《39健康网》的统计，我国精神病患者中，只有20％到医院来就医，另外的80％因各种原因而流散到社会中。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转型的巨大不确定性和社会压力的加剧，我国精神疾病状况可能会愈发严峻。面对如此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我们不愿看到悲剧一而再地上演，政府是为公众服务的，政府有义采取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行动。
而截止2009年9月，我国注册精神科医师仅16383人，平均每10万人仅有1.26名精神科医师，全国地市级以上精神病医院不足千家，心理医生缺口90%，精神卫生资源十分有限。全国至少有5600万各类精神障碍患者尚未接受过任何有关的医疗服务，即使是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每4人中也仅有1人接受过正规的精神科医疗服务。因此，政府要基于实际需要，加大精神病治疗机构和医护队伍的建设。
限制精神病人进医院的另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昂贵的医疗费用。据广州的统计，在专科类医院里，广州市精神病医院以32346元每人次的总花销雄踞榜首（《广州日报》201年3月2日）。虽然国家的医保政策正在逐步健全，但大多数精神病人的治疗费还是由病人本身或者家属负担，许多家庭由于经济困难不得不把精神病人关在家里或者让其流散社会。因此，政府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应对精神病人实施低收费或者免费治疗等特殊政策。
在法制时代，我们相信“依法治病”才能解决精神疾患者本身的问题以及带来的相关社会问题，但目前关于精神病人的法律规定，除了在责任能力方面的规定比较具体之外，要么过于笼统，要么处于空缺状态。因此，政府急需要制定关于精神病人的监护与管理相应的法律法规。
全社会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精神病不同于其他疾病，病人能否得到及时、有效的医治，关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严控精神病人犯罪需要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政府需要加强对精神病人建立档案，应该帮助那些无力看管精神病人的家属或者监护人尽到看管义务和强制医疗，当好“守夜人”的角色。同时，所有的人都应该努力提高自己对精神疾病的认知程度，都应该从精神和物质层面给精神病人及其家属以关怀和关心。我们真的不希望看到类似南平的惨案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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