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在成都市武侯区新希望大厦外，身患白血病的大学男生莫向松身绑玫瑰花携14名手持玫瑰的大学生集体下跪，并举出写有“借我100万，我打工还你一辈子”字样的广告牌，指名向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畅借款100万治病（7月3日新京报）。

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一回，悲情与不幸并未引来广泛的同情和唏嘘，反而招来铺天盖地的质疑，甚至毫不留情的斥责。网友近乎一边倒地谴责该绝症男生“道德绑架”，媒体人王志安就在实名微博中写道：“这是要挟，以自己的疾病要挟别人救助。不管对方是否有钱，都不欠你的。慈善的基础是自愿，一旦违反自愿原则，就是恶。”许多网友直指“求生的欲望未赋予你道德绑架的权利”，用这样的方式来求生，“为人处世的品德就已有很大问题”，甚至毫不留情地辱骂“软骨头”“没底线不要脸”“活着还不如死了”“将自己的困难转嫁到别人身上”“这是敲诈，建议以敲诈论处”。

诚然，从无原则地一窝蜂要求“劫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到今天“道德”和“义务”界限分明、“私人财产保护”理念深入人心，无疑是一种群体意识上的进步。质疑莫向松“方式不当”、“道德绑架”之论确实有一定的理据，设身处地，假如你是刘畅，也的确左右为难——帮吧，不说是否有这余钱，即使有，也极易引发其他困难者群起效仿；不帮吧，明摆着成了见死不救。

可，在各式“跪求”早已广受挞伐的今天，需要多大的勇气，才敢再“逆势而上”，以“屈膝跪求”的方式去谋求关注、乞求帮助！那些一窝蜂地对莫向松实施“道德围殴”的人，在站在“刘畅”一方去“设身处地”之余，可曾也试着站在一个走投无路的绝症患者一边去“设身处地”一分钟？

没有经历过绝境的人，很难想象那种绝地求生却又连一根救命稻草也抓不住的滋味。爱心涌流、“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故事只存在于遥不可及的媒体叙事语境里；一旦真正陷入绝境，你才会明白，没有人能够真正帮助你，甚至，除了偶尔的一瞥同情目光，你的悲催根本就无法进入公众视野，遑论获得救助。有人说，该去找官方慈善救助体系。可面对大病医疗救助申请，许多官办慈善机构只会在层层审批之后给你三五百元；就算破例给你数千上万元，你以为真足以托付生死吗？

没钱不等于应该等死。“跪求借款”固然不算什么好办法，但充其量也就是个“方式不当”而已，并未到应该群起上纲上线施以道德审判的地步。舆论资源有限，对一个危在旦夕的人说三道四，并不比一个绝症患者的不当行为高尚多少。

6月30日，成都市武侯区航空路新希望大厦外，一名男子带着14个人集体下跪，手举标志牌向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畅借款100万元治病，上面写着“借我一百万，我打工还你一辈子”的字样。（7月3日《新京报》）

莫向松向富豪集体下跪借钱，不少人质疑其道德绑架。从表面看来，这种行为确实有点过分。带着一帮子人跪在那里，开口就是一百万，没有征求意见更没有商量，分明就是给对方难堪，类似于乞丐的“逼捐”。爱心捐款应该遵循自愿原则。而且“借我一百万，我打工还你一辈子”这类承诺也很不现实。加之男人膝下有黄金，小莫不应该如此跪下“借钱”。但从实质上看来，不能简单地将此看做是“道德绑架”。

不客气地说，说“道德绑架”的人本身就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审视这件事，也无异于一种“道德绑架”。如果设身处地地站在莫向松的角度看，就不会发出此类“恶”的评论了。

莫向松出生3月后母亲去世，父亲因此精神失常，自己从小与养父母一起生活，他不可能承担巨额治疗费用，他的困难是一种现实。他并未向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求助，也没走官方渠道获取援助，是因为不清楚怎样的渠道可以实现求助。即便向这些渠道申请了，实际作用也有待于检验。而且，此前他也曾尝试过“裸晒”晒死癌细胞的活动，引来不少本地媒体关注，但都收效甚微。

在这种情况下，莫向松的下跪借钱只是一种积极自救的“行为艺术”而已。每个人都应当珍惜生命健康权，为了抵抗白血病，争取好好地活着并没有错。被借钱的希望集团董事长刘畅可以说不，但不能说是遭到了“道德绑架”。如果有爱心，捐献或借钱也可以。当一个人处于生命困境时，任何机会都可能是拯救其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对小莫的行为我们应该给予理解和支持，甚至直接伸出援手。

无论是炒作也好，“绑架”也好，小莫的积极自救没有错。他的这种“行为艺术”，对被借钱的富豪，对我们，对社会都是一种爱心检验。如果没有切身体验，没有赠人玫瑰，只是“键盘侠式”批评与指责，岂不也是种冷漠的“道德绑架”？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大学生莫向松，因罹患急性白血病，在14名同学的帮助和配合下，身披玫瑰，来到新希望大厦外下跪。手中所举的标志牌上写着：“借我一百万，我打工还你一辈子”，以此欲向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畅借款百万元治病。在引发大量围观的同时，更引发了无数争议，甚至有人认为此举是“道德绑架”。

请理解一位求生者的本能

一些类似于行为艺术的方法，更像是“弱者的武器”，借此更容易引起关注，从而往往更便捷、更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

客观上看，舆论在对莫向松同情之余，出现不少质疑的声音，这不但不是坏事，相反彰显着可贵的理性精神，这是在一次次的社会事件中锻炼出来的公民素养。为此，对于一些类似“道德绑架”“公开逼捐”之类的事情，一些舆论都会保持一份警惕。很简单，每个人都有捍卫和追求自身权利的自由，但是须牢记自由的边界就是到他人的权利边界为止。所以，虽然众声喧哗，但很少有人因为同情莫向松而指责相关企业为富不仁。

不过，看了媒体对莫向松的报道，和一些舆论的反响，我认为还是有必要说一句：理性之余，别忘了人性，请理解一位求生者的本能。

莫向松有两句话让人动容，一句是“我如果有能力或者有资源，也不会这么来求助”，一句是“网上的评论我都看到了，他们不是病人，没法理解我的心情，我现在就想努力让自己活下去。”应该说，莫向松的不幸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突如其来的白血病，一个是救助乏力的制度设计。相对于质疑个人是否炒作来说，追问制度设计之憾，以及如何通过正常途径缓解莫向松的燃眉之急，更为迫切，也更为重要。

就莫向松个人经历来看，目前养父养母为了给他治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已经没有办法继续住院治疗了。虽然他“不太清楚官方救助的渠道”，但根据经验看，即便通过这些渠道，也不容乐观——一是需要救助的人数较多，有一定的门槛限制；另外即便通过，救助的金额也相对有限。往往到最后，容易将人带入更为绝望的境地。

而一些类似于行为艺术（有时也被称作炒作）的方法，更像是“弱者的武器”，借此更容易引起关注，从而往往更便捷、更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当莫向松陷入绝境，无疑这不仅是一根可以“死马当活马医”的“救命稻草”，甚至是一个最优的“理性”选择。所以，这完全可以看作是莫向松为完成生命自我拯救的本能行为。

当然，“求生本能”绝对不是可以对救助方法不加选择的理由，并且莫向松此举也无法回避有评论所质疑的“道德绑架”等问题，但看到他提出的“去孤儿院当志愿者”、“将来回报社会”、“希望能到借款企业去打工，慢慢偿还借款”等向善设想与本真考虑，还是请设身处地从莫向松的角度想一想，想办法帮他一把。

□高明勇（媒体人）

重病大学生的医疗保障在哪里？

“托底线、救急难”的表述方式写入了《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但是，要在《办法》的基础上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可能有待时日。

窃以为谴责莫同学“病急乱投医”的行为似乎并不那么重要，当务之急应该是帮助莫同学和与他有类似遭遇的大学生找到出路，讨论一下在罹患诸如白血病之类的重病时，大学生可以向谁求助？

中国的大学生虽然绝大多数已经成人，但他们的生活来源主要还是要靠家庭提供，这决定了他们并不能参加主要为有工薪收入或经营收入的劳动者设立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目前，在一些城市，大学生可以参加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但这个制度的医药费报销率只有50％，如果再加上与之相关的商业性大病保险，据说报销率可以提高到70％。

在网上可以看到成都市2010－2011年度的“大学生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医疗互助补充保险宣传资料”，其中谈到：在成都市各类高校中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本科生、专科生、研究生都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同时规定：大学生参加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后，还可以参加成都市大病医疗互助补充保险来提高自己的医疗保障水平。当然，关键在于大学生参保是“由高校统一组织”的，不知莫同学所在的学校是否组织学生参保？如果参保了，那就应该可以报销医药费。即使只报销一部分，那也可以减轻莫同学的家庭负担。

其次，最近出台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专门开辟了“临时救助”的条款。其中规定，国家对因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等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给予临时救助。莫同学如果家庭确实困难，应该可以根据这个条款，在家乡申请社会救助。当然，也可以由学校出面，帮助莫同学向成都市民政部门申请救助。

再次，莫同学还可以尝试向公益慈善机构求助。不知道莫同学的白血病属于哪一种？中华慈善总会应该有针对某几种白血病设立的慈善项目，可以向成都市慈善基金会询问一下。

当然，通过媒体向社会求援，也是目前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重病患者常用的办法，有时也能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向社会求助不能专门针对某一特定的自然人，而且是否捐款应该是自愿的，否则就有强捐索捐的嫌疑了。

2014年以来，建立托底性民生保障的问题摆上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议事日程。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说：“总会有一部分人因病、因灾等特殊原因陷入生活的窘境，基本保障兜不住，还要进行社会救助。我们绝不能让无家可归、因贫弃医等现象频发。”这个思想以“托底线、救急难”的表述方式写入了《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但是，要在《办法》的基础上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可能有待时日。

相信莫同学一定能够通过正当合法的求助渠道，在各方力量的扶持和帮助下，成功地“活下去”。

□唐钧（学者）

“跪求”是道德绑架

更应追问救助制度勇敢求生并无错

6月30日，成都市武侯区航空路新希望大厦外，身患白血病的大学生莫向松，带着14个人集体下跪，手举标志牌向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畅借款100万元治病，上面写着“借我一百万，我打工还你一辈子”的字样。莫向松的行为在网上引发了争议。（7月3日《新京报》）

“跪求”是道德绑架

由于家境贫寒，其渴求得到富人帮助的心情，也可以理解。然而，莫向松向富人“跪求借钱”，这种做法明显欠妥。一方面，先入为主地将富人置身于被动的局面，等于是一种道德绑架。另一方面，是否借钱或捐款，全凭个人自愿，向富人“跪求借钱”与“逼捐”无异。（张连洲）

更应追问救助制度

困境中的个人越来越倾向于把获得救助的希望寄托在社会公众或者是富人们身上，而本应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政府民政部门或者是像红会这样的社会组织却日益变成了“次优选择”甚至是可有可无的选项，只能沦为“绿叶”，这背后，到底是繁琐的程序、过高的门槛阻挡了民众的求助诉求还是这些机构和部门本身难以得到民众的信任，抑或是就算是好不容易能求来了，救助力度也只不过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毫无疑问，无论答案是哪一个，都不是什么让人赏心悦目的好消息，背后暴露的都是社会救助体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温国鹏）

勇敢求生并无错

14人的集体下跪，也是一种权利表达。只是因为，此一举动太过张扬、太过强势，方才引发争议。在我们的固有认知中，求助者理应是收敛、弱势、楚楚可怜的形象——他们同样呼吁“伸出援手”，但从不向特定对象伸手要钱；他们习惯，以彻底的卑微去换取同情。客观说来，其至少是无恶意且无害的。积极点看，其对民间慈善的发育，也许还会有所推动。一方面，求助者高调曝光，让潜在的行善者找到了合适对象；另一方面，他们勇敢走向前台，也是对于富人阶层社会责任的一种提醒。（然玉）

近日，走投无路的白血病患者莫向松携14名大学生跪在了成都新希望大厦外，他们手持玫瑰，举着广告牌向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畅借款100万治病，并承诺“借我一百万，我打工还你一辈子”。

莫向松下跪“借钱”的行为在网上引起很大争议，支持者认为每个人都有求生的权利，尽管这种方式不恰当，但在生命面前，都应该被理解。而反对者虽然同情莫向松的不幸遭遇，但却质疑他这是在进行道德绑架。这种利用舆论力量来“逼迫”富豪的行为，无异于“打劫”，很难让人接受。

其实，不久前莫向松就已经通过“裸身晒死癌细胞”的方式，吸引了媒体和大众的目光。在媒体报道之后，莫向松获得了一些社会捐助。但募捐来的几万元，对于治疗莫向松的白血病实在是杯水车薪。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就是想活下去”的莫向松张口要借100万的无奈。

有网友指出，白血病的救助渠道鲜为人知可能是莫向松出此下策的重要原因，但问题显然没有这么简单。

白血病是一类造血干细胞异常的克隆性恶性疾病，在我国的发病率在各种肿瘤中占第六位。据统计，目前我国至少有400万白血病患者，因为环境污染等原因，白血病患者每年新增4万人左右。其中儿童是白血病的主要人群，占到50％左右。对于儿童白血病患者，不管是政府还是社会慈善组织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2012年《关于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试点工作的意见》出台，将包括儿童白血病在内的20种重大疾病纳入到了大病医保范围之内，提高了治疗这些疾病的报销比例。儿童白血病的免费救治行动也正在全面开展。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都有针对儿童白血病患者的专项救助计划。但是，白血病患者中的成人群体却似乎被社会救助系统忽视了。

白血病治疗手段主要是化疗、干细胞移植，其费用对于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天文数字。白血病可以分为慢性和急性两大类，其中急性白血病分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等种类，宫颈癌、乳腺癌等恶性程度比白血病低很多的癌症都纳入了大病医保范围之内，白血病中却只有儿童白血病、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纳入了大病医保范围。现实情况是，城乡医保虽然已经覆盖全国大多数地区，成人治疗白血病可报销的比例仍较低，成人白血病患者更是很难从现有的社会救助系统中得到帮助。通过引起关注获得社会募捐，甚至为了提高影响力以出位、出格的行为吸引关注，然后获得救助，是想活下去的成人白血病患者没有选择的选择。莫向松的尴尬和无奈正在于此。

莫向松只是众多成人白血病患者中“脱颖而出”的一个代表而已，更多的人选择了默默接受命运的安排，等待死神的来临。说到底，莫向松的无奈和出格，反映的是现有社会保障体系水平偏低，发展不均衡这一必须面对又难以立即改变的沉痛现实。但成人白血病患者理应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更多关注，其救助渠道理应拓宽。

木亦（北京 学生）

有媒体报道，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24岁的大学生莫向松身患白血病，为了筹得骨髓移植的费用，小莫带领十几名同学在成都新希望大厦前下跪，想向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畅借款100万元。一跪之下，舆论哗然。

同情者说，为了治病不惜下跪，小伙子一定是走投无路了；质疑者说，人家企业家又不欠你，这不是逼人家拿钱吗？

24岁，本该蓬勃绽放的年纪，生命却面临中断的风险，求生的本能下，不顾一切去抓救命稻草，其情可悯；然而，求生的欲望并不是肆意而为的理由，用道德绑架的方式进行强迫式慈善，并不合适。

站在道德的制高点，用正义和爱心逼迫捐款，最大的危害是扭曲慈善精神。

慈善的基础是自愿，强迫式慈善的本质是一种掠夺，是对公民合法财产的自由支配权和拥有权的一种侵害。而像莫同学这种点名式慈善，也会给求助对象施加无形压力。捐吧，以后有困难的都照方抓药，怎么办？这不是企业的义务；不捐吧，人家都得绝症了，都给你跪下了，舆论压力、道德压力全部袭来，“冷血企业家”的帽子弄不好就得扣头上。

慈善的光辉在自觉，是施予者发自道德内省的一种高尚行为。施予发生时，困难者得到救助，施予者的心灵也得到了净化。如果是在强迫的情境下进行，捐献者既无内省，也无主动的发心，净化难以实现，高尚也无从谈起。这样的事多了，对慈善热情是很大的伤害，是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阻碍。

近年来，有大妈捧着募捐箱，往公共场所一站，拦着谁谁就得掏钱，不掏钱一顿数落。尽管目的是为了支援灾区，但方式遭到慈善界人士的诟病，原因也在于此。

再看莫向松的行为，先是脱光“晒”死癌细胞，后是下跪要钱，除了求生的渴望外，似乎还可以看出一种倾向：通过“行为艺术”，引发公共关注，实现有钱救命。如果这样，也是一种提醒：正常的救济路径，是否畅通给力？年轻的生命，能否更有理性、更有尊严地得到帮助，而不必乞灵于公共轰动？

30日，在成都市武侯区航空路新希望大厦外，一名身绑玫瑰花的男子携14名大学生集体下跪，他们手持玫瑰，并举出广告牌向某企业家借款100万治病，广告牌上还写着“借我100万，我打工还你一辈子”的字样。（7月2日，中国新闻网）

网络留言中，一些网友对这种行为进行了质疑，认为它是在进行一种道德绑架与索捐。是在作秀。再联想到之前当事人“裸晒”晒死癌细胞的举动，同样传递出一种作秀的味道。这种指名道姓要你捐钱救命，的确会给当事人制造一种舆论的压力。你捐了的话，可能更多的人会仿效。你不捐的话，很容易被描叙成冷血自私。任何时候，慈善都贵在自觉自发，被胁迫要挟的慈善行为，总是有违慈善精神。

可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该怎么看待这种偏激，或者说，我们能不能对这种出格之举持宽容态度？

一位年轻人，在最美的青春年龄陷入了与病魔进行殊死斗争。在医疗领域，我们经常把这样的人成为“落水者”。当地医院的主治医生介绍，这名大学生的确病情属实，目前已经进行了6个疗程的化疗，现需要做骨髓移植，需要高昂的费用，等钱救命。对他而言，什么最重要？我认为的答案是，活着最重要。

为了活下去，他便尝试各种各样的自救行动，哪怕在行为上偏激一点，那也可以接受。这种偏激只不过为行为个体制造了一点心理上的不适应而已。如果这种牺牲可以让一个人重获新生，那无论多么“浮夸”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一个理性的社会，不应该是一个永远无条件鼓励忍耐和牺牲的社会。在一个人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自救是一种本能，应该受到尊敬，甚至应该得到社会的肯定。爱自己才能爱别人爱社会，如果一个人连爱自己的本能都没有，他却说他爱这个世界，那也是一种机器人的爱，不符合人类的本性。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我们需要尊敬富人，保护他们花钱的自由和选择。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保障穷人们活下去的生存权利，这是一种最大的自由。失去生命，意味着自由的终止。当两件事情开始相互打架时，我们必须做出一种抉择，应该牺牲哪一个？我的答案是，拯救人的生命更重要！公开索捐并不令人愉快，但我们必须捍卫这种自救的自由与权利，不能因为富人的不快，就反对或者是禁止穷人公开呼救的权利。

我甚至反对把这种行为定义为“索捐”。求助人公开承诺，以“我打工还你一辈子”的成本代价借100万，是借而不是要。借是需要还的，不同于给。为了表达自己愿意交换的诚意和态度，集体下跪把自己放到卑微的位置，主动权完全交到别人手上。从广告营销的角度来说，它是成功的，充满了真诚和力量，看起来是努力精心策划的。

一个好的社会，是一个鼓励“自救”精神的社会，只要这种行为没有冲破法律的底线，即使稍微有一些偏激，也是可以得到宽容的。对一个社会而言，千方百计让一条生命得到活下去的机会，这就是一种最大的道德。为了让生命更好的得到拯救，我们需要这种宽容的理性。穷人有呼救的自由，富人有救与不救的自由，两种权利都是需要捍卫的。但我们首先需要捍卫的是第一种自由，明白这一点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