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已经一年多，逢年过节送礼、迎来送往等不良现象的确少了，干部下基层的多了，老百姓也看到了中央整肃不正之风的决心和实际行动。但是在春节期间，个别地方的一些单位、个人仍然存在迎来送往情况，只不过形式更加隐蔽，其中借着过年，去拜访一下领导，临走时给孩子包个红包、留下压岁钱，似乎大家也都心知肚明。

春节送红包，本来是图个吉利、皆大欢喜的事儿，但在中央“八项规定”、反对“四风”、严禁公款送节礼等禁令要求下，很多送礼人表示，拎着大包小包去领导家，不但会被拒之门外，还会被埋怨不懂事，而给领导干部的孩子发红包，就成了新的送礼突破口。这个春节，如何给领导孩子送红包成了不少人心里的一个“疙瘩”。而“春节送红包”，也演变为春节期间一些人打着“人情往来”幌子行贿受贿的新变种。

中央禁令明确要求领导干部不得收受礼金礼品等节礼，但是，在有些想讨领导欢心的人看来，禁令没说不让孩子收红包，这样给出去，领导收了最好，不收大家也没压力。现在大的风气是好了很多，打电话预约上门拜年、请吃饭等，不是特别亲密的关系，领导往往很客气，“十动然拒”的很多。但如果说是给孩子们带点文具，并顺便给孩子包个“红包”啥的，领导恐怕说不出反对的理由。因此，在中央接二连三的禁令下，某些领导往往心安理得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其实，无论是给领导本人送礼，还是给领导的孩子包“红包”，其本质都一样，都是看重了对方手中的权力，也都是在趋炎附势。送礼人为了“产生效果”而送红包，送少了不如不送，于是“红包”越包越大。而领导干部默许了孩子收红包，也就相当于默认了自己收礼，久而久之，便会放松警惕、借权腐败了。

令行禁止，是党员干部的基本素质要求。而有些领导干部在执行中央禁令、地方规定的时候，常常很知道变通，很善于钻政策的空子。就拿“春节送红包”来说，有些领导也并不是不清楚这其实就是变相行贿受贿的行为。但，他们常常能够自我安慰，认为毕竟有关禁令没有明确将其列入，也就听之任之，或者故意装作“不知情”、“不过问”。另外，一些人心存侥幸，也会让“春节送红包”“顺理成章”。

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让每一个干部都深刻懂得，当干部就必须付出更多辛劳、接受更严格的约束。春节期间，一些不正之风、腐败现象往往会有所抬头。节日反腐，只有新起点，没有终点站。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抓大不放小”，牢牢抓住各个重要时间节点，从小处着眼，从细节入手，一着不让、一招不松。另一方面，要抓紧完善完备各项管理制度，不给领导干部有任何借权腐败的机会。就拿“春节送红包”来说，最好出个规定，领导子女不许收超过多少数额的红包，否则视同受贿，从而坚决刹住这股歪风。

干部带头，万事不愁。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强化带头意识，时时处处严要求、作表率、树形象。风正好扬帆；带头移风易俗，倡导和弘扬清风正气。“春节送红包”作为一种民间习俗，本来就带有某种程度的攀比之风、奢靡之气，如果不能正确引导，将不利于下一代健康成长。而给领导干部的孩子“春节送红包”更是变了味的“人情往来”，作为领导干部，必须坚决予以抵制。

春节送红包，图个吉利、欢喜，但记者采访发现，很多送礼人表示，拎着大包小包去领导家，不但会被拒之门外，还会被埋怨不懂事，而给领导的孩子发红包，成了个别人新的送礼突破口。多位向领导家孩子送红包的人士反映，现在大的风气是好了很多，打电话预约上门拜年、请吃饭等，不是特别亲密的关系，领导往往拒绝。但若说是给孩子们带点文具，领导往往不会反对。（2月7日 人民网）

“年关”之际是“廉关”，“年节”之际要“廉洁”。随着十八大以来的廉政新风，全国上下吃喝送往之习得到很大程度的遏制，不少公务员表示没有了请送的叨扰，终于度过了一个省心不累的新年。

但是那些仍惦记官员手中的权力的人士，在这节庆的日子绞尽脑汁，为自己的快捷便利行事而找着新的突破口。严令之下，领导不敢收，那领导的亲属路线是要走一走的，此时领导的孩子就成了那些送礼者的公关对象。

红包不仅是传统好礼，更是人情大礼。给领导孩子送了红包，就将人情装进了红包之中，这样一来，送礼者既达到了目的，领导又没违返规定，领导孩子也会开心乐意。的确，规定没有不让领导亲属收红包，这样的送礼，即便是领导没有收，但也会看到眼里、记在心里，双方都心领神会，没有压力。

走领导亲属路线，表面上是正常人情交往，实则是送礼者的“曲线”行贿，在新形势下以零散、积少成多的方式“放长线钓大鱼”。比起传统的直接行贿，这样的亲属路线更具隐蔽性、迷惑性，对领导干部更具攻击力和杀伤力。不断落马的那些官员，最初都是在各种各样的小收少收的诱使下，以为平安无事到心安理得收受礼物，最终走向了大拿大贪的罪恶深渊。

春节本是亲朋好友团圆的好时机，祥和安乐是这个佳节的本有特点，而借机公关领导亲属成了春节的又一“风景”。领导孩子也是普通一人，却在春节成了送礼的公关对象，成了领导和家人贪腐的源泉，这怕是我们传统佳节悲哀的一面了。

在腐败面前，我们坚决表以“零容忍”的态度。随着中央的禁令不断出台，手握实权的领导干部若不做到廉洁自律，若不做到警钟长鸣，将难以和腐败说再见。因此，领导干部要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做起，加强自身职业道德素质建设，不让惦记权力幻求便利的送礼者走各种送礼路线。这样，才能让送礼者无处可走，才能让自己和家人平安幸福一生，才能彰显领导干部队伍的先进性、纯洁性。

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已经一年多，逢年过节送礼、迎来送往等不良现象的确少了，干部下基层的多了，老百姓也看到了中央整肃不正之风的决心和实际行动。但是记者在春节期间调查发现，个别地方的一些单位、个人仍然存在迎来送往情况，只不过形式更加隐蔽。某县一家农用机械配件生产商告诉记者，现在送土特产太显眼。这个春节，他直接送现金，领导送1000元，普通公务员送300—800元不等。“借着过年，去拜访一下领导，临走时给孩子留下压岁钱，大家也都心知肚明。”（人民网）

领导收礼和领导孩子收礼有区别吗？我认为没有本质区别，无非是找了个好听的理由而已。那为什么领导收了礼就要收处罚，而领导孩子收了礼，就不受处罚了呢?这的确是制度上的漏洞。

但根本的问题还不在于制度上的漏洞，制度再多，总归要挂一漏万。比如，你规定不准领导孩子收礼，那送给领导父母、兄弟又怎么处理呢？又或者以打麻将娱乐的方式，输上个几百一千，又怎么处理呢？

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送礼的人有求于于领导，而领导的权力又可以为送礼的人带来实惠，从而形成一种权钱交易。

“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这两句话已经广泛流行很久了。只有根治这种顽症，才能真正刹住送礼歪风。当前，特别重要的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让“收了好处也乱办不成事，不给好处也必须办成事”成为一种常态。到那时，领导的孩子可不可以收礼就不再那么纠结。

春节，长辈们都要给孩子们“压岁钱”，意为“压祟”，祈愿孩子们在新的一年里平平安安，健康成长，这是流传已久的过年习俗，充满了温情和爱意。

然而，在八项规定等改进作风、严查腐败的高压禁令下，送礼者不敢大摇大摆地给在位掌权者送了，而领导们也不敢大大方方地收了，而给领导干部的孩子发“压岁钱”，往往也就笑纳了。正因为禁令 “管”不了孩子，“压岁钱”，就成为了高压下的送礼突破口，更成为了权钱交易隐蔽的途径。

在目前各项禁令规定的层层施压下，的确没有比“压岁钱”更堂而皇之的理由、更能够掩人耳目的借口了。一些人自以为聪明，钻了制度的空子，将送礼的对象转移到领导的孩子身上，送上了变质了的“压岁钱”，目的不再是单纯的祝福纳祥，而是为求得领导干部为其谋一己之私。而一些权力在握的领导干部，“心知肚明”这“压岁钱”游走在禁令之外，自然心照不宣。

“压岁钱”，是中国的传统民俗，因此，更容易被腐败当成掩人耳目的外衣。而考虑到其的传统意义，也不可能单纯武断地直接进行限制。如何才能保证“压岁钱”这个传统民俗的纯真含义，又杜绝其成为权钱交易、私相授受的载体，还要多方面考虑。

要进一步加强禁令的涵盖范围，如同规定领导干部的办公用房面积一样，给领导干部的子女孙辈们收受压岁钱定一个“上限”，给送收双方的关系定一个范围，比如仅能是无权钱利益关系的亲朋好友，超出了这个“上限”或这个关系范围，就以违规行贿论处，相信对利用“压岁钱”暗度陈仓的行为，又是强有力的约束和打击。

要进一步健全监督机制，让全社会都参与到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对社会人士的监督，让大家的交往都在阳光下进行。

要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教育，让领导干部从心底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公仆”意识看待身居的职务和手中的权力，而从根本上阻断形形色色腐败的入口。

只有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在年关把好“廉关”，让“压岁钱”回归祝福纳祥的本意，别让变质了的“压岁钱”压垮了清风正气。

春节送红包，本来是图个吉利、皆大欢喜的事儿，但记者采访发现，很多送礼人表示，拎着大包小包去领导家，不但会被拒之门外，还会被埋怨不懂事，而给领导干部的孩子发红包，就成了新的送礼突破口。这个春节，如何给领导孩子送红包成了不少人心里的一个“疙瘩”。(2月5日《新华网》)

把年俗礼节当成“挡箭牌”，挂着“压岁钱”的羊头，卖的却是“行贿”的狗肉。这种自以为“不显山不露水”的拉拢腐蚀，看似“聪明”，其实是一种“幼稚”。

说其“聪明”，是因为这些人极具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曲线智慧”，在各项“规定”、“禁令”接通“高压电”后，他们动起歪脑筋，用“压岁钱”变相行贿，企图逃过政策和法律的追究。殊不知，这种“聪明”是以身试法的“危险动作”，也是掩耳盗铃的“自我安慰”。

所以说，“压岁钱”行贿是“聪明”中的“幼稚”。一些人热衷于给领导干部的小孩送“压岁钱”，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谋取私利，而一些官员则在“糖衣炮弹”面前动摇了立场，成为送钱者的“俘虏”，并且逐渐从“量变到质变”，陷入犯罪的泥潭，这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给领导孩子发红包，虽然不属于“禁令”之列，却是实实在在的“行贿”，是腐败。变了味儿的“压岁钱”一收，便悄然打开了贪欲之门，“小孔”会渐成“大洞”。因此，对“压岁钱”之类的贿赂，要保持高度警觉，切实做到防微杜渐，严防行贿者乘虚而入。

压岁钱是“腐败变种”，“禁令”一时难以覆盖，这就需要通过严密的监督来弥补“漏洞”。诚然，行贿一旦穿上“压岁钱”的“马甲”，确实存在一定隐蔽性和反侦察性，所以纪检部门要见微知著，明察秋毫。相信在火眼晶晶的“监督”下，一旦有人用“压岁钱”变相行贿，不用等到秋后算账，恐怕正月十五还没过，就上了中纪委的“曝光台”了。

当然除了加强监督外，“禁令”也需要“打补丁”，适应更新的“腐败病毒”，进行“廉政防火墙”的“升级”。比如将“严禁给领导干部子女送压岁钱”写进“第九项禁令”，或者设置“红包”上限，超出界限的以“行贿”论处等等，从而发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制约作用。

“百十钱穿彩线长，分来角枕自收藏，商量爆竹锡萧价，添得娇儿一夜忙”，这是清代诗人描绘儿童得到“压岁钱”时的喜悦心情。如今，有的“压岁钱”已然变味，而要想“返璞归真”，就必须通过教育、监督、制度完善，去除“压岁钱”的“铜臭味”，让年俗礼节和官场风气回归“原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