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喜，“自由迁徙”从广东先走出

开放户籍管理，实现自由迁徙的“野望”看来正在逐步实现——据报道，广东省将进一步放宽亲友投靠的入户条件，除广州、深圳两个特大城市的老人投靠子女有所控制外，其他各地直系亲属间相互投靠（夫妻投靠、子女投靠、老人投靠）均全面放开，随时办理；全面放宽本科以上学历毕业生入户，落户地与实际居住地不一致的，可随时迁移到实际居住地；全面放宽省内中小城市（城镇）落户政策。异地务工人员的亲属落户条件也将放宽。值得恭喜，广东更新了固有的城市管理思维，挥出了户籍管理改革上的第一刀！

尽管这还是有限度地放开常住人口的户籍管理，但已是很大的进步。长期以来，固化的户籍政策，一直被看做是人力资源自由配置的重要障碍。多年来，如何克服“户籍”与居住或工作地不相符所造成的“非宜居”困难，成为了城市新移民的“心头首病”，人们通过人际资源的消费或者重金花费，来尽力消弭身份证与户口簿之间的“撕裂”，这既劳民伤财，又滋生腐败。“固化户籍”被看做是城市人力资源领域中最大的不公平之一，而因为城市中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资源分配，都与户籍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的和现实关系，故户籍在城市中，也不知不觉，成为了居住族群中特别危险的“沟壑”。现在广东有限度地放开户籍自由迁徙，可以说是顺应民心的举措，而实际上，广东作为一个劳动力流动的最大市场，在户籍政策上的同步配套，也是顺理成章。

户籍制度的改革，并不仅仅是行政管理思维的简单变化，在新的户籍政策基础上，思考和设计公共资源配置的问题，就必然成为议事日程上的首要问题之一。在户籍人口可能出现峰值增加的情况下，教育等公共资源的配置也大有可能出现峰值增加；而公共窗口上的服务配套，也要求其素质提升到相应的水平。在这个问题上的决策，需要一定的勇气，也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

从有关方面并不高调的政策调整宣布以及未设时间表的调整，我们可以看出，广东省恐怕是把现在有限度的局部政策调整，看做是“试点”来进行摸石头过河式的实践的，这一实践能否成功，也许将会带来全局性的影响，因为是否放开户籍迁徙管理，其施政方向是代表着开放还是限制两种公共管理观念的。事实上，在户籍问题上，老百姓的家庭是一个理性的、善于自我调节的社会基本细胞，这个细胞总是能够最优化地趋利避害配置有利于自己繁衍生根的社会资源，而作为政府，既没有必要揠苗助长，也没有必要伸手打压；它只要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平台，百姓们自然能够找到最适合于自己创业和安居的生存方式。我们有理由认为，只有开放的社会管理模式，是最适合于老百姓的，也才能够代表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