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红包协议”不能止于一纸空文

国家卫计委规定，从5月1日起二级以上医院必须在患者入院24小时内，医患双方须签《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目前，福建省“医患签署拒绝红包协议”的工作已经开展。像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从2001年开始，就已开始此项活动。（5月5日东南网）

中国是个深经耕作的人情社会和关系社会。这从颇具中国特色的“送红包”上，便可一见端倪。上学，给老师送红包；生孩子，给村干部送红包；考试，给老师送红包；办证，给拥权者送红包……无红包铺路，似寸步难行。于是乎，不送者怕办不成事；办事者收不到红包，会觉得对方无诚意。潜规则之下的送红包，成了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心照不宣。

送红包现象中的“佼佼者”，大概非“医患红包”莫属。寻医问诊、找病床、做手术……红包不先行，医路就难通。红包，扭曲了医患关系，改变了看病就医的正常生态。我们对医患红包现象，更是多有诟病。但当自己一脚踏入医院，却又无可奈何。大环境之下，谁愿做那个例外？

医生若都能拒红包于千里之外，谨遵职业道德，只以“医者仁心”对待病人，送红包者就会“剃头担子——一头热”了。可现实是，医生对红包多是来者不拒；医患利益输送的链条，便成了你迎我送的“来而不往非礼也”。这么看来，追责医患红包，似乎得先得给患者与医生“各打一百大板”。

但是，板子若只打在医、患二者的屁股上，能够根除其究竟吗？中国式红包可不单单出现在医患关系中啊！

红包的存在与中国传统的人情社会有关，更与当下社会存在的腐败现象渊源颇深。可以说，广泛存在的送礼现象，官场腐败是重要污染源，社会便是遭其污染的“下水道”。因此，只有当“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败行动真正从法治、制度、机制和落实上到位时，官场的风清水净才能推促社会的风清月明。

因此，再看“医患签拒红包协议”之举，其实多年之前早已试行，但效果却差强人意。哪怕双方签了字，可一纸协议难得落实，足够的诚信才能为双方的承诺兜底。个人诚信之道德自觉如何变得可靠？除非社会诚信、官场诚信的大环境，得以极大改观。不然，纸上可跑马，纸下跑的仍会是“红包”。

所以，一纸医患拒红包协议，若仅止于“看上去很美”，不能严格对应于职业道德及追责机制，不能与法规及处罚严格对接，不能受到全方位的公开监督与督查，则其只能算是又一次“创新型”的形式主义——只具宣传效应，难有实际“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