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本是公民的法律权利，按照规定可逐级上访，也可越级上访。《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第三条中有这样的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畅通信访渠道，为信访人采用本条例规定的形式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提供便利条件。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

可是，法律在执行过程中却被严重扭曲，上访者的人身自由毫无保障。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在强悍而扭曲的维稳观下，权力的压力只有自上而下的“上级处分”，而对权力来源的监督与评价过于无力。这种无力感的根本不在于信访制度出了问题，也不在于当事官员的官德出了问题，而在于体制与机制尚未有效赋予公民制衡公权的“民力”。

必须看到，在改革发展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随之显现，百姓参与改革发展成果分配的热情高涨，民主、权利意识不断觉醒。民众上访正是权利、民主意识觉醒的体现。如何化解公权与私权的矛盾，不能学着鸵鸟把脑袋钻进地下搞自欺，需要政治智慧，这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考验。

赵志斐的遭遇，又一次表明：国家对地方政府畸形的维稳观不能再坐视不管了，需要拿出刮骨疗毒的勇气来反思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