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由上海作家协会主管的《收获》、《上海文学》等文学刊物将得到上海市文化专项资金扶持……在原有的稿费基础上大幅度提高标准，最低稿费标准将是原标准的两倍，优秀稿件的稿费将按质量从优支付，高的可达到原标准五倍以上。”原标准是多少呢？“每千字稿费在80元左右。”

乍闻此言，第一感不是振奋于作家日后待遇的提高，而是震惊于他们之前稿费的低廉。以《收获》在文学界地位之尊崇，尚且如此拮据，其他文学刊物，想必更加寒碜。不过据我所知，在稿费上蒙受最大不公的，还不是小说家，而是翻译家。那些施于我们莫大恩惠的知名翻译家，所得稿费之微薄，足令每一位读者心寒。如给中国人“搬来一座奥林波斯山”的翻译家罗念生先生，临终时存折里竟然只有10元钱；不久前去世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草婴先生，生计之艰窘也出乎想像。

稿费标准与文字水准，不具有内在关联，以一流译作赚取末流报酬的翻译家，已资证明。“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不失为一个规律，“重金之下，必有杰作”则从未听说。但这不构成糟践作家的理由，让我们的优秀作家依旧只能靠老掉牙的“君子固穷”来抟气修身，肯定不是中华文明良知的体现。提高稿费水准除了改善作家的境遇，也会给特定刊物带来一定竞争力，使得原来流向他处的优质文稿，部分转投此地。假如此举能引发一场提高稿费的军备竞赛，每一位以文字为业的作者，梦里都会笑开了花。但可见的价值也到此为止，文学本身未必受到多大撼动。以文学致富者固然代不乏人，但文学不易发家致富的行业特征，永远不会改变。

世上最难估价之物，就是精神产品了。这份困难，先天注定，后世难挽。如果换算成稿酬，大牌律师写下一份诉讼代理词，动辄达到千字数万元，个别的还远不止此数。与之相比，再大牌的作家都难脱寒酸。但我们也不应忽视两者的本质区别，古希腊一个诉讼当事人，曾如此批评当年的著名诉讼演说家吕西阿斯：“他代写的诉讼词，读第一遍时感觉是好文章，读第二遍第三遍时，则感觉平淡无奇。”吕西阿斯回答说：“你在法庭上不是只宣读一遍吗？”这个绝妙的答复，正好被我用来说明问题。对法庭诉讼词来说，得逞于一时，往往也就恣意于一世，优秀的文学则反之，不值得读第二遍，注定与杰作无缘。

向作家支付稿酬，具有恒久的困惑性。人类擅长为任何一种价值明确的工作支付报酬，而文学作品的价值偏偏飘忽不定。不少发表在报刊上的文学作品，未必值得读上一遍，刊物为此向作者支付千字80元稿费，都只多不少，而其中说不定埋藏着的一部旷世杰作，却可能千金难换。在写作行里，有望获得高额报酬的，也许是一篇类似独家猛料的玩意，因为老板确信，这篇猛料可以立竿见影地提高报刊的次日销量。但换个角度看，那篇文字最可能两周后无人问津。可见，一旦结合报酬这个视点来考察文学，立刻能意识到其中的荒谬：没有一个老板愿意为一部作品的潜在价值预付稿酬，假如这部作品名叫《红楼梦》的话，更没有一个老板有财力支付，而优秀文学的价值，恰恰宿命地具有滞后性，有时甚至会滞后数十上百年。

所以，立志从事文学，就必须无怨无悔地与这份先天错乱相守相伴。没有人和你过不去，你的作品越是文学，你就越不能期待一份合理报酬。在除文学(也包括哲学、艺术等等)之外的其他领域，人们的酬劳与其贡献大致还能符合，在N BA里，那个拿着最多年薪的人，往往也是最配得上这份薪水的家伙，但文学不然，文学是与不确定的时间打交道的，那玩意无法估价。也许，优秀的作者最终只能借“时间就是金钱”来自慰自嘲：嗯，我征服了时间，也就等于拥有大把金钱了。像金庸先生那样不仅写出优秀的文学，还能及身获致巨额财富，在文学界绝非常态。

在今日西方，从事文学艺术者，往往家境较为宽裕。仗着父亲提供的丰厚遗产而免于衣食之虞的哲学家叔本华，曾不无得意地说道：“从出世的那天起，就拥有保障生存的财富，最好没有家庭，仅仅为了自己，完全独立，没有承担义务的劳累，这优越性是无可估价的。”我希望每一位潜在的文学天才，都能有此好运，假如没有额外的幸运星照拂，普鲁斯特根本不可能优哉游哉地写出《追忆逝水年华》。可惜，几乎所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都是在不愁生计的晚年才得到那笔钱的，那笔钱一次也不曾在作者最需要之际出现过。好莱坞电影《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中，获奖者也只是一个略识之无的年轻人。这大概说明，让文学天才早获财富，不符合文学的游戏规则。对此，我们无计可施，无话可说。

官方出面扶持文学，最多折射出文学的社会性使命，翻开牌面，此举也可能只是体现了某位官员的风雅趣味或行政谋略，对文学本身，未必具有可持续的发展性，所以，我们大概不必忙着大加喝彩，且不说文学的真正发展，无条件地取决于作家的个体追求。因此，我虽然乐观其成，但假如刊物能凭借自身的力量向优秀作者支付高稿酬，或赞助者是一家信誉卓著的民间文化基金会，我会觉得更加合适。海明威敢于用昂贵的电报来投寄一篇小说，多半是因为那家刊物的老板，能够将阔气和风雅纳入精明之中。优秀作者撞上这等雇主，才叫天作之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