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不择手段的公款出国游》称:吉林省原煤炭工业局在2007年到2009年期间，曾组织多批干部公款出国旅游。据介绍，自2007年8月份以来，一共有9批51人公款出国旅游，其中袁玉清等人一趟出国旅游共花掉119万元，喝酒喝到眼出血。

此类新闻听着其实最没劲，因为大家都心里明镜似的，媒体的曝光往往就像是在大海里撒网一样，只会激起一点点可怜的涟漪。

不涉及刑事法律责任，只涉及党纪政绩处分。煤炭工业局一干领导领受的最大处分就是“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对公款出国旅游大开方便之门的外办主任、审批处处长等则只是予以“诫勉谈话，并责令写检查”。试问，如此“严格惩处”，究竟是对公款出国旅游的问责呢，还是变相鼓励呢？

公款出国旅游不是什么违反组织纪律的问题，而是典型的贪污腐败和公权滥用行为，必须受到严格的法律追究。否则，再多的“三令五申”也仅仅只具有做给公众看的“宣传”效果而已。“对不起，纳税人同志，我公款出国旅游了，您警告我吧，我这就回家写检查。”——这不是官员“喝酒喝到眼出血”时的醉话，而是民怨众多的、最为真实的公款出国旅游问责现状。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挥霍公款、寻租腐败的官员，不具有任何法律责任豁免权，不能仅以党纪政绩处分了事。倘若官员“构成犯罪”的门槛高到动辄挥霍上百万还不算，倘若官员的丑闻意识与责任意识已经荡涤殆尽，那么，所谓“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其实只是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