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今年的两会如期召开，代表、委员们对就业问题倾注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政协委员提交的提案中有接近三分之一与就业话题相关，原因在于2009年将有1000万的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挑战，其中包括610万的应届毕业生和400万的往届生；而失业和返乡农民工达2000万人之多，加上平均每年600-700万新增的农民工，“今年有2500万农民就业压力比较大”（陈锡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不仅会对百姓收入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还会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在国内就业矛盾突显的情况下，许多专家学者和城市管理者期待农民工“返乡创业”，同时鼓励让大学生下乡当“村官”，把农村当成缓解就业压力的“泄洪区”。然而，无论从现实情况看，还是从经济发展规律看，农村都难以承担此重任。

　　首先，从就业者的意愿而言，大学生和农民工都没有将农村作为他们求职的目的地。大学毕业生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对农村缺乏了解，仅仅为了谋个职业或为了享受某些优惠政策而下乡当村官，难以适应农村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也无法给农民带来多少帮助,甚至与当地村干部产生矛盾。此类情形并不鲜见。

　　农民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进城务工者，职业观已经发生变化。他们的受教育水平略高，出来打工的收入远大于父辈在家务农。有的在离家前甚至没有干过农活，而且随着对城市生活的不断适应，他们会更重视工作环境、工作中能否学到东西、能否有机会锻炼自己、增长见识等。而这一切只有在城市能够实现，因此，尽管目前的就业形势不妙，他们也宁愿降低要求，滞留在城市等待机会。

　　其次，农村人口增加，耕地减少，人地关系日趋紧张的进程无法逆转。由于受自然、生态、资本、市场和农业生产水平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农业资源能够为农村劳动力提供的生产经营机会有限，农村富余劳动力必须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才有可能实现充分就业。

　　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出台各类鼓励就业的政策，但无论是创业或就业机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农村都要比城市少。交通物流体系、金融信用体系、信息体系、劳动力市场等各各方面，农村都要比城市落后得多，创业的成本也会因此高得多。仅就服务业而言，众所周知，该行业一般来讲创业成本较低，技术要求不是过高，能够创造较多的就业岗位，而由于城市人口流量大，对服务业的需求较多，相应的，创业门槛较低，就业机会较多。

　　再次，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各种生产要素在城市的聚集效应发挥中被高效利用。城市的聚集效应表现为对诸如人才、信息、资本、物质要素、技术等社会资源的高势能吸纳和高效率利用，可以在相对有限的地域空间中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产出。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口的城市化也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指标。统计数据表明，从第四次人口普查之后，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开始减少，这既表明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速度的加快，也表明我国城市吸纳农村人口能力的增加。经合组织的农业问题专家安德烈·克维钦斯基指出：“在未来15到20年内，中国城市人口的比例将达到60%。”他还认为，30年后中国农业人口的比例将下降到劳动力人口的15%至10%。

　　到2020年，中国城市人口可能将从2005年年底的5.02亿增加到8亿，预计城市化水平可能达到55%左右。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就业并定居下来，会逐步改变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状况，这将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在此过程中，就业问题会逐渐得以解决。正如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李成贵所说，要立足城市，尽量开放和开拓城市就业机会。其实，城市生活有多少不方便，就有多少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