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木生，从青少年时《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联系实际到80年代初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调查研究，从喜马拉雅山麓、雅鲁藏布江畔到《中国税务》杂志社，鼓咙疾呼，直谏不忌触讳；忧国着书，雨过不忘惊雷

作者简介：作为刘少奇的幼子，刘源是刘家后人中唯一从政的。他1951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北师大历史系，当过知青、做过铆焊工。他的从政生涯自公社副主任起步，历任副县长、县长、副市长，36岁时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副省级干部。进入不惑之年后，他步入军界，现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上将军衔。

每读木生书文，总要细嚼慢咽、反复品味；放下《我读李零》，依然思绪万千、感慨不尽！

他再三敦请作序，本是善意高抬，却像蓄意拿我打镲。坚决推辞吧？不恭、不敢、心又不甘；遂其所愿呢？关公门前耍大刀，死定了不说，纯属自残，还活该！为此，我五内焦虑。

2007年，遵木生嘱，为《超越左右说实话》⑴写了篇千字前言。现将全文挂出凑数，足见我人懒笔拙、才思枯竭。好在，省些笔墨，也方便读者：

起初，还是杜润生杜老讲的：内地人到西藏工作，最好要与军队建立可靠的联系，不仅为了物质文化和社会安全的需要，更由于在那里，军队有较高的保障效率。我从河南调入的武警水电部队，正巧在西藏承建几座水电站。因此，杜老电令我，护送张木生。

对张木生，我并不陌生。1965年，在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前三年，他就为理想而到农村插队，是最早用亲身苦行的方式去理论联系实际的人，算最初以独立苦思的方法来探寻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者之一。文化革命初期，张木生遐迩闻名，一篇《中国农民问题——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研究》长文，以多种手抄本的形式四处流传。当时，农村“一大二公”，贫穷落后，不少百姓饿饭。他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面对实际，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引发读者的思索，而这倒霉蛋儿自己则背上“小反革命”罪状，付出坐“大牢”的代价。文化革命结束，张木生从内蒙基层回来，参与组建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发动滁县包产到户大调查，参加前几个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一号文件”的起草讨论，以“马列枪法纯熟”著称圈内。我在河南任乡、县长时，受聘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对张木生，本来久仰其名，有机会接触，更是钦慕其才。

他黄钟，我瓦瓮，杜老不挑不弃，统统划拉到麾下，认作弟子。

遵师嘱，我引张木生入藏。在拉萨，沟通一圈儿，结识一片；出拉萨，第一站送他到海拔4500米的那曲任地委书记，还未到职，又通知改任林芝地区专员。马不停蹄，我迅即陪张木生赶往八一镇。密切的交往，就始于1993年的那个夏天，两个一心想干点事情的北京人，远在祖国西南边陲，不惧艰苦环境，谈工作，谈学习，谈理论，谈人生，同辇促膝，不舍昼夜，被世上最为壮丽的美景震撼，拼胸中几近极限的耐力抗争……

两年后，因为种种复杂曲折，张木生挂冠而去，回京接手中国税务杂志社，几年就把一个欠了一屁股债，连买纸钱都拿不出来的杂志，办成全国最大的财经期刊。然而，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张木生坚持共产党员的初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思索，一刻也没有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