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道路，特别是这30年发展的道路进行了广泛的评论。最初是中国问题专家库伯·雷默（Joshua Cooper Ramo）经过多年的观察和研究，提出了所谓“北京共识”，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他把这种发展模式概括为“北京共识”，主要包括三方面：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其中，创新和试验是“北京共识”的灵魂，强调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

此后有许多评论包括雷默把“北京共识”视为“中国模式”，进而出现了从不同角度定义和评论“中国模式”的文章和专著。这些作者对“中国模式”的解释并不相同，由此提出评论也相差甚大，许多相当客观，但其中也有颇为“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威胁论”的论调，提出警惕“中国模式”的输出。其实，“北京共识”一词不是北京提出的，“中国模式”一词也不是中国提出的。

因为 “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本的涵义，但是中国并无此示范之意。所以，我们用“中国模式”这个词就得十分小心，我更倾向于以“中国案例”替代“中国模式”。它应该是中国60年以来，尤其是实行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理念、政策、实践、成果和存在的问题的概括。要强调的是这个模式或案例处于现在进行时，它还在发展中。

我认为“中国案例”最简单的描述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结合，它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2.坚持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市场经济和进行循序渐进的政治改革。

3.高效率的政府，高度负责地管理国内事务和恰当地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4.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遵循国际规则；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逐步地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有西方的评论说，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那时英国是海上霸主。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美国是军事和经济霸主。而21世纪会是中国的世纪或亚洲的世纪。如果是指在21世纪，亚洲和中国经济和文化会复兴，那将是一种可能出现的前景；如果是指21世纪中国会具有像当年英国式或当今美国式的霸权，或其他形式的霸权，则是错误的推断。从中国“和谐”为核心的文化，从中国的促进世界和谐的政策，以及从中国国力和民心看，在21世纪出现“中国霸权”只是一种凭空想象，而绝非可能发生的事实。再从世界发展的多极化方向看，也不存在产生新的霸权国家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