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中国插秧一星期

记者：这次是你第三次来中国，对吧？

白林：对，这是第三次来。这三次区别很大。第一次来中国是35年以前，我在北京语言学院(北京语言大学前身)留学。那时候是“文革”的最后一年，有项制度是“开门办学”。所以我们去农村，我们也在工厂工作，在人民公社工作过，我插过秧。

真的，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开门办学，这是1976年到1977年。我们学校在五道口，那时候那里还是农村。

记者：还插过秧？当时什么感觉？

白林：对，时间不长，一个星期。我们觉得很好玩，不累。当时比较热，但是我很喜欢这个经历。第二次我在法国使馆当二秘。那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变化不那么大。但是现在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

记者：什么变化最大？这几个月，你去了很多地方，看到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白林：建筑，当然。但是也有别的。让我感触很深的首先是中国年轻人的朝气、活力、盛情和主观能动性。其次是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和“爆发力”，可能还有点儿整齐划一性。有些城市似乎因此淡化了自己的独特个性，更突出某些传统文化层面或历史上最强盛的一些时期。我看到，汉唐风貌在古都西安尤为显著。

亲历四人帮倒台

记者：上世纪70年代，国外学习中文的学生很少，你为什么会选择学中文？

白林：我学习过历史和政治，对西方和东方的关系感兴趣，所以决定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吸引我的是，中国是唯一一个有5000年连续历史的文明古国，没有别的国家是这样，我很喜欢这种文化。当时我是巴黎政治学院的学生，我向学校申请休学一年，去中国留学。

记者：周围的人理解吗？

白林：我的老师都非常惊讶，当时很少有人学习中文，他们试图打消我的念头，问：“你为什么去中国？”我坚持了我的选择。现在，休学一年去其他国家留学已经成了巴黎政治学院的一项传统，而且很多学生都选择来中国。

记者：留学期间，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白林：四人帮被逮捕的那一天，我们听到有人在打鼓。老师要求我们正常去上课，但我们还是集体逃课了，跟着一些车辆去了天安门。天安门有连续几天的反对四人帮的示威，我也加入进去。我还拍了视频，不过是无声的。那是个历史性的时刻，所以我想，我应该记录下来。当时很少有外国人见证这个(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