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祼官”是为消除官场“负能量”

五、“裸官”舆情的前世今生

2008年：“裸官”话题风生水起

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观察，“裸官”一词诞生于2008年。它的提出和流行以及对于这种现象自民间到各级政府再到中央高层的渐次重视正与中国的反腐进程互相映照、息息相关。2008年7月3日，一篇《还有多少贪官在“裸体做官”》的文章开始在网上广泛传播。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安徽省芜湖市政协常委周蓬安。文章中称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案为“裸官”腐败的代表。

庞家钰，曾历任宝鸡市政府秘书长、市长、市委书记等职。早在2002年初他便悄悄给妻子和女儿办了移民加拿大的各种手续。年底妻女移居加拿大。此后庞家钰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收受贿赂，再用各种方式将资产“暗度陈仓”到国外，2008年6月28日，庞家钰以受贿罪、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这篇文章发表后受到包括人民网、新华网在内的众多主流新闻网站的首页推荐和广泛转载，随后的“裸体做官”也成为了一个至今长盛不衰的与贪官相关的社会热门话题。

在以网络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上，人们对媒体报道中和网络上的此类官员充斥着一边倒的谴责与憎恶之情，对大多数网民而言，“裸官”已成为网络上跟政府官员们相关的最具负能量的一个词汇，网民们质疑，中国国内的众多“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裸官”们如何还能继续为官为民谋幸福，认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进步最大的隐患。而裸官即贪官的观点也已成为绝大多数网民的基本共识。

而在官方方舆论场上，在有网络之前的长期以来，对于“裸官”们的提拔任用问题却一直是着墨不多。虽有地方零星的限制规定，比如，2006年修改后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明确规定“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及有关情况应当报告”。2009年11月广东省深圳市最先出台规定：“裸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但毕竟这是个别地方的规定，其实施范围和效力有限。而且由于缺乏配套措施，这些措施一直未能形成全国性制度合力。可以说，官方在此问题上的明确声音一直没有成为舆论场上的主流声音。

2010年：监管“裸官”首次成为反腐工作重点

2010年成为中国反腐的又一高潮期。当年2月，刚刚成立3年的国家预防腐败局发布的《2010年工作要点》中，监管“裸官”首次作为工作重点被提出。2010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

而到了2012年1月4日，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更是全票通过《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加强市县领导班子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一条就是：“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原则上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

2013年：加强治理“裸官”问题进入中纪委工作报告

2013年2月25日，新华社全文播发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工作报告。王岐山在报告中指出，要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加大防逃追逃追赃力度。他同时强调要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他同时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风如何，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具有重要影响。中央反腐部门的表态引发国内外各方舆论的强烈反响，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对来自官方舆论场的中央治理“裸官”问题的决心交口称赞和坚决支持，与此同时，人们对中央治理贪腐能否最终落实仍然存在较大疑虑，网民们认为中国的反腐监督机构已经够多了，在治理“裸官”问题上应力避空谈痛下反腐决心并大力推进相关配套制度的出台。而十八大以来，中纪委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一轮又一轮“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风暴也引来民间舆论场上越来越多的掌声。

2014年：中央地方整治“裸官”形成合力

2014年以来，相关舆情继续出现逐步升温态势。

（1）中央规定“裸官”不列入考察对象

2014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公布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其中明确6种情形人员不列入考察对象，其中包括“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裸官”。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接受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采访，就《干部任用条例》的修订和贯彻落实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迎来各方舆论的一致好评。有分析人士指，新规对“裸官”不列入考察对象传递出中共高层进一步加强“裸官”监管的清晰信号，成为反腐端口再次前移的重要一步。媒体和网络上的主流舆论认为，“裸官”已日益成为贪腐的高危人群。限制其升迁才能更好地保证公权力的洁净与安全。新《条例》提出了更为明确严格的要求，展现了中央要把要把“裸官”“跑官”“病官”彻底从干部选拔任用中剔除出去的决心。该《条例》也被看作是干部任用制度实施12年来迎来的最大改变。与此同时也有评论指出，对于“裸官”不仅仅要限制升迁，更要加强监管，严防其蜕变为贪官甚至畏罪外逃。

2014年全国两会前夕，“裸官”话题舆情热度再次升温，而与此相关的如何建立反腐倡廉的长效机制，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也再度成为全国两会上的一大热点话题。

（2）广东强力治“裸官”，各地响应

2014年5月29日，广东强力治“裸官”的消息登上了《人民日报》，6月6日，广东省委向社会通报了关于对中央第八巡视组反馈意见的整改情况，表示已基本完成全省“裸官”任职调整工作，对866名“裸官”作出了岗位调整处理。再次引发相关舆情出现多轮舆论关注热潮。而随后的舆论焦点也转入了对整治裸官问题的深入思考，舆论认为，广东的治理“裸官”工作令人看到了新的成效和实质性的推进。舆论呼吁调整“裸官”岗位应在全国推而广之。与此同时，要杜绝“裸官”现象最终仍需坚持切实可行、执行得力的制度和监管同时发力，坚决消除“裸官”存在的制度漏洞和滋生空间。光明网评论《广东提供了调整“裸官”的方法论》更是指出，干部个人事项申报、官员财产公开和不动产登记制度这些基础性制度的成型才能才能编织成“不能腐的防范机制”。

有媒体报道称，今年上半年中组部下发的新的管理办法重新定义“裸官”概念并首次明确5类重点岗位“裸官”需清理。而近期至少有10多个省份启动了对基层裸官数量的摸底。7月16日起，今年第二轮巡视就已提上日程。在2014年中央第二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上，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要求，此轮巡视要重点发现买官卖官、带病提拔、超编制配备干部和“裸官”等问题。

（3）中组部文件明确清理“裸官”

7月14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的情况通报《中央第九巡视组向福建省反馈巡视情况》再次明确提到“裸官”问题，称福建省厅处级领导干部“裸官”较多的消息引发各方舆论强烈关注。

据中组部今年出台的《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规定，下列五类岗位裸官需清理。

1.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法院、检察院领导成员岗位，上列机关的工作部门或者机关内设机构负责人岗位；

2.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企业(含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金融企业)正职领导人员、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岗位，及其掌握重大商业机密或其他重大机密的领导班子成员和中层领导人员岗位；

3.涉及军事、外交、公安、国家安全、国防科技工业、机要、组织人事等部门中的重要岗位；

4.掌握国家安全事项，以及发展和改革、财政、金融监管等重大经济或科技安全事项等方面的工作岗位；

5.其他不适合由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的岗位。

随后的7月15日，有媒体报道称，一场声势浩大的清理裸官运动正在全国展开。当天各类媒体对“裸官”话题的热烈讨论带动相关舆情再次升温并成为当日的一大舆情热点。

六、舆情点评

从2008年，“裸官”话题的风生水起，到随后相关舆情的步步升温，“裸官”也经历了由民间舆论场为主导，2010年后逐步过渡到官方舆论场为主导，以中纪委表态、中组部发文件为代表的官方舆论场的日益壮大，中央对“裸官”问题重视程度的逐步加深。 舆论普遍认为，“裸官”的存在给我国的经济安全、国家安全带来极大的风险，增加“国家治理”的难度。

舆论认为，对“裸官”的规制已经从党纪党规转入立法轨道，让预防腐败的议题走向法制化。而要想“裸官”问题获得根本治理，仍有待在国家层面的强有力的反腐败法律出台。对此有评论指出，“裸官”的真正问题是政治伦理问题，“裸官”的形成、制度的滞后均源自中国官场政治伦理的滞后。美国宪法要求总统和国会议员必须为“合众国公民”且有年限要求；鉴于政治、文化和习俗差异，中国对中下级“国家工作人员”的任职资格一般都要求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中国“国家工作人员”配偶或子女移居海外一定程度上是政治忠诚度下降的表现，它直接影响到普通公众对政权的信心。

与此同时也有评论认为，“裸官”的形成原因复杂，部分“裸官”官员的配偶或子女确有正常理由移居国外，比如正常出国、就业、升学等。此类“裸官”的形成于多年前对官员管理和任职上的“疏漏”有关，也与国际交流频繁有关，属于“无心之失”，有值得理解和宽容的因素，对“裸官”问题区别对待，不枉不纵才是最理性的处理方式。而除了政府内部的规范之外，让“裸官”晒在阳光下接受社会监督尤显重要，“裸官”也最为忌惮。确保官员在有效监督的条件下使用权力，无论是“裸官”还是不“裸”的官员都不能无所顾忌地滥用权力，也就没有了利益寻租的腐败空间。这一点对于未来的“裸官”治理恐怕更为关键，也是指向裸官制度化监管的必由之路。

自2009年以来，广东省历经多轮主要领导职务变换而持之以恒的治理“裸官”工作令公众看到了中央反腐倡廉工作新的成效和实质性的推进。而舆论关于调整“裸官”岗位应在全国推而广之的呼吁也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一场清理“裸官”的全国性大动作也正在陆续展开。各界舆论对“裸官”话题的热烈讨论也仍然在如火如荼地持续进行中。而“裸官”问题背后暴露出来的制度缺漏也正在被逐步完善，在扶正抑邪的官民良性互动之中，中国社会前进的脚步正在越来越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