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船政文化的渊源与发展

福州有着悠久的造船历史。古越人尤其善于造舟及用舟，《淮南子》载：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越绝书》载，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连江发掘出一艘独木舟，系用樟树树干所制，长7.10米、前宽1.10米、后宽1.50米，残高82厘米，两侧舷板由前向后斜起。据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对舟体木材测定，其时间上限为公元前290年，下限为公元前100年（战国末至汉武帝时期）。此舟造型古朴，加工粗糙，但舟体有明显经过粗笨的金属器加工的痕迹。(1)连江独木舟的发现，证实了古文献关于闽越族善于造舟的历史记载。

一、西汉元鼎五年，“南越反，东越王余善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之。” (2)《后汉书郑弘传》称：东汉时，“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由于当时航海条件还不成熟，因此“风波艰阻，沉溺相系”。(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建安（今福州）设有官方造船工场，由“典船校尉”专门管理。“威武营在开元寺东，吴置典船都尉造船于此。” (4) 这些是福州地区最早的相关记载。唐代奉行开放政策，欢迎海外商人前来经商贸易。唐文宗《太和八年疾愈德音》云：“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悦……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 (5) 海外贸易促进造船业的发展，帆船载重量迅速增加，广东和福建沿海之间“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6)五代时期，王审知鼓励商业贸易，为发展经济而创造了种种便利条件。《琅琊王德政碑》记载：“公（审知）则尽去繁苛，纵其交易，关譏廛市，匪绝往来，衡麓舟鲛，皆除守御，故得填郊溢郭，击毂摩肩，竟敦廉让之风，骤睹乐康之俗。闽越之境，江海通津，帆樯荡漾以随波，篙檝崩腾而激水，途经巨浸，山号黄崎，怪石惊涛。” (7)当时福建商人出海贸易也盛极一时。闽国莆田人黄滔《贾客》诗：“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鲸鲵齿上路，何如少经过。” (8)描述了商人在海上随波逐利的情形。福州的造船业为海外贸易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条件。

宋以来，中国经济中心南移，中原人口为战祸所迫纷纷南下，福、兴、漳、泉沿海一带人口猛增。沿海居民纷纷出洋贸易，或移居海外，“以海商为业”，遂成为一代人转向谋生的新手段、新模式。由于社会需求和经济推动，宋代造船业随着商业的发展，海外贸易的繁荣，海上交通对船只需求量的增多而兴盛起来。据宋初成书的《太平寰宇记》所载，泉、福二州“土产”项下即有“海舶”一项，可见造船业在宋初已成为福州一项重要的手工业。“漳、泉、福、兴化，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 (9) 《三山志》载：船场“庆历旧记场在南台旧盐仓之东，《治平图》复在井楼门外州东北。古有船场门谓此，今皆废。官造舟率就河口弥勒院之旁”。(10)由于宋朝廷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民间造船业臻于兴旺，仅福州“沿海九个县，就有三百七十三只海船。连宋朝命使放洋，也常委托福建监司雇募海船。” (11)宋代福州工匠掌握了全国第一流的造船技术。福州所造的船只深受欢迎，《忠穆集》称：“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12)据《太平寰宇记》载福州所造的海船：“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丫鸟船。” (13)《宋会要辑稿》亦有记载：高宗绍兴二十八年七月二日“乞依陈敏水军见管船样造尖底海船六只，每面阔三丈，底阔三尺，约载二千料……缓急足当十舟之用。” (14)这种尖底型海船，业经考古发现得到证实。宋代造船业发展不仅表现在船舶数量的增加，还表现在向大型化演变。大者5000料，可载500—600人。大型商船对于远洋贸易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

元朝多次向外征战，动用水军为数不小。在沿海、沿江有水师千户所、万户府，还设立海站，“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尚书省臣言，行泉府所统海船五千艘以新附人驾之，缓急殊不可用，宜招集纳颜及里纳噶尔流散户为军，自泉州至杭州立海站十五，站置船五艘，水军二百人……且防御海道为便，从之”。(15)元代统治者倡导并制定了有利于发展海外贸易的政策，世祖后期，专门管理外贸机构的行泉府司，拥有和管制的海舶多达万余艘，可见当时海运力量雄厚。元朝廷在至元年间曾一次拨款10万锭钞建造海舶。元代海船以船体庞大，容载量多，多水密隔舱，结构精巧坚固，航海安全而著称于世。统治者从军事、经济方面刺激造船业。造船业的发展，加上指南针用于航海，又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冬，马可波罗经过福州并描述福州城市美丽、物资丰富、海外贸易兴盛：“有一条大江（闽江）穿城而过……两岸簇立着庞大、漂亮的建筑物。在这些建筑物前停泊着大批船只，满载着商品，特别是糖……许多商船从印度驶达这个港口。印度商人带着各色品种的珍珠宝石，运来这里出售，获得巨大的利润。” (16)宋元时期造船业的高度发展，为明初郑和下西洋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明初的海防政策促进了造船业的发展。明永乐三年（1405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率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太监郑和、王景弘、侯显统领官兵二万七千有奇，驾宝船四十八艘，赍奉诏旨赏赐，历东南诸番，以通西洋。” (17)郑和船队以强大的海上力量不战而屈人之兵，形成人心所向、万国来朝的局面达到维护国家海防的效果。福州的长乐太平港是建造郑和下西洋宝船基地之一。据《明实录》记载：永乐二年正月癸亥，“将遣使西洋诸国，命福建造海船五艘。” (18)这5艘海船，指明是为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而特别建造的。在此之前，即永乐元年（1403年）五月，明成祖朱棣曾“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艘”。(19)显然也是为遣使西洋做准备。据《长乐县志》记载：“太平港在县西半里许，旧名马江。明永乐七年，内寺郑和使西洋，海舟皆泊于此，因改今名。” (20)明代卫所制，沿海各卫配备战船50只，每所配备战船10只。当时有福、哨等类型船只，卫所军春夏出哨，秋冬回守。明初水师之所以能够大有作为，就是以兴旺发达的官方造船业“烽火门等五水寨造船厂（在府城东南河口）”作为后盾。(21)闽北山区是杉木产地，一般秋冬砍伐，俟春水涨发，顺流而下，或集于洪塘，或集于台江，供造船用。明代走私贸易盛行，盐业生产迅速发展，刺激了私营造船业，福州西门外洪塘，商盐海船一向俱在此打造。其间性能最为优良的是福船。福船以耐风涛、御火著称。“盖福船之制高大，可容百人，其底尖，其上阔，其首昂而张，其尾高耸，设舵楼三重于其上”。“福船凌风驾涛顷刻千里，势如山摧，贼舟遇之大者即碎，小者即犁……福船有三种，上焉者谓之大福船，次者谓之海苍，又次者谓之草撇，皆福船也。” (22)福船是明代水师装备的主要战船，比倭船大得多，有坚实的龙骨和骨架，不怕冲撞，在深海中占优势。戚继光在福建指挥抗倭，就是凭福船克敌致胜。俞大猷谈拒倭方略说：“当以福建楼船破之。”虽有比福船更大的船，但由于稳定性差，在船上发射火器难于命中，因此效果不如福船。这是福州人的骄傲，其时中国造船业在世界上还是首屈一指的。

清初，福建郑清双方对峙，战争大多是在沿海地区和海上进行，战争胜败很大程度上靠双方水师战船实力。因而在其间，时而军事抗争，时而和谈，但双方激烈的造船竞赛却没有停止过。“夫贼之未殄，由于水军之不精；而水军之未精，便由于战船不备”。“速造战舰，精练水师……贼船高大，非鸟船、水艍不足以当其锋”。(23)清朝廷意识到被动局面是由于水师战船不如郑氏，故统治者对造船越来越重视。康熙十八年（1679年），福州大造战船400艘，潮州造100艘，从浙江调来100艘，加上原有战船，清朝水师不论是战船质量还是数量都有很大改善，为统一台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条件。清代福州船厂设在南台、洪塘等地，制造海船，需要大量巨木，闽北山区盛产木料，木材结成木排，不需数日便可漂抵福州。由于历史的原因，福州“匠作千百，一时可集”，有这些有利条件，福州官方船厂多为本省和外省建造战船。民间船厂所造之船，不少也供应外省商人使用。清代大型的“鸟船”，“至若鸟船之式，甚大，樑头至于三丈余，可载数千石”。(24)鸟船头小身肥，船身长直，除设桅、蓬外，两侧有橹二只，有风扬帆，无风摇橹，行驶灵活。而且橹长橹快，船行水上，有如飞鸟。鸟船饮誉海内外，用途十分广泛。

二、福州古代造船业是全国的一个缩影，造船业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现实的反映。以郑和下西洋作为分界线，此前中国造船业遥遥领先于世界，此后中西文明发生了易位，中国的造船业远远落后于西方。

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战乱局面时，首先想到的是发展水军。南宋靠水军划江而治，偏安江南后客观上距海洋近了，东南沿海较内陆发达的商品流通及其产生的丰厚税利，使统治阶级对海洋作用的认识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宋高宗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于取之于民。他认识到商品经济的重要性，这促使南宋对外经济政策相对开放。元军南下征战时，亦采纳了宋降将刘整“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之计。于是大造战舰，教习水军，遂战襄樊、取荆江，顺流而下建康、临安，终于灭宋建元。入主中原后，对周边的日本等国采取武力征服政策，一度投入数以十万计的兵力和数千艘战船，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这种大规模、远距离的跨海军事行动，对战船提出新的需求，对造船业的推动是肯定无疑的。宋、元两代无论军事或经济上的原因，其向海洋发展的趋向使造船业获得了前所少有的动力。

明初中国水师船到过安南和朝鲜海域，郑和下西洋是以国家支持的海外经略活动，有“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的威慑动机。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并在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岛东南部）消灭了以此为基地的中国“海盗”，肃清海道。显然有着向海洋发展的取向。这一政策对造船业的推动是很大的。郑和下西洋也是唐、宋、元对外交往与对外贸易的继续，是国家海洋经济利益由近海转向远洋的尝试时期。

明代后期造船业开始衰落的主要原因是明朝调整海防政策，北方的频频告警使统治者把注意力从海洋转向内陆，以海禁代海防，变原来的海上防守为海岸防守，将水寨往后移，军事需求弱化影响造船业的发展。造船经费没有保证，战船数量大减，所造船只越来越小型化。海禁政策使海上经贸活动的衰落，造船业失去以经济需求为发展动力，特别是郑和下西洋被攻击为“弊政”，造船业的衰落更是不可避免的。到了明后期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荷兰殖民者高文律率领10余艘船突袭澎湖岛，中国人惊讶地发现“夷船”比福船先进。

清朝海防更加保守，清代为水师订立明确职责为 “防守海口，缉私捕盗”，重在巡哨，顾望风涛，多次下令将沿海战船改小，以便能快速灵便地缉查走私贸易。承平日久又无志于海外，战船需求日减，从军事方面对造船业的衰落造成影响。海禁政策使中外缺乏必要的经济文化交流，科技发展水平滞后。到鸦片战争时期，清水师战船全部是木制帆船，战船上安炮最多10门，载员70-80人，仍处于中世纪水平。而英军水师正由帆力船向蒸汽船过渡。其战船虽多为木制帆船，已有部分以蒸汽机为动力的火轮船。与清战船相比，英舰具有船身大、船体坚，配械多的特点，大船可载五六百人，置炮76座。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如下结论：造船业的兴盛背后，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积极运动，它推动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中国有着向海洋发展的趋向，并遵循商品经济规律开创历史新纪元的机会。然而，由于封建政治体制的巩固和传统海洋观念的禁锢，又使中国不可能顺利把握这一机会，反而走入误区和歧途，实行了停止海上贸易的禁海政策，表现在向海洋发展的停滞和造船业的衰落，实质是商品经济受扼制，资本主义萌芽遭到窒息，它导致生产力低下、生产工具落后、科学技术进步缓慢，也造成了社会政治机制的腐朽和对世界的蒙昧无知，从而丧失了历史发展机遇。

三、鸦片战争，西方侵略者凭借“船坚炮利”打进中国，中华民族蒙受亘古未有的灾难，一些有识之士深深感到落后是一种多么可怕、多么可悲的局面。林则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仿造外国船舰的主张和活动，显示出中国海防近代化的新迹象。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巨痛促成洋务运动启动，开始了“师夷长技”的实践。福州造船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

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上疏朝廷，“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25)造船与海防、御侮关系密切。“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 (26)师夷之长技，要做到“洋人之长皆华人之长，实为永久之利。” (27)建议朝廷只有创立近代军事工业基地，才能根本打破西方列强的专利，才能真正做到“师其长以制之”，促使中国海军立于不败之地。清朝廷批准了左宗棠设局造船的建议。

福州马尾正是建立近代船厂的理想良港，“知马尾一区，上抵省垣南台，水程四十里，下抵五虎门海口，水程八十里有奇。自五虎门而上，黄埔、壶江、双龟、金牌、馆头、亭头、闽安皆形势之区，而金牌为最要。自闽安而上，洋屿、罗星塔、乌龙江、林浦皆形势之区，而罗星塔为最要。马尾地隶闽县，距罗星塔之上游，三江交汇，中间港汊旁通长乐、福清、连江等县，重山环抱，层层锁钥”。(28)左宗棠选择船政基址于马江北岸中岐乡三岐山下，背山面江，宽130丈，长120丈。当年动工，二年后建成衙署、学校、洋员办公所和住所、厂房、船坞、宿舍等，占地600亩。其规模全国首屈一指，与当时西方造船厂设备一样齐全。

马尾船政局筹备工作大体告成。左宗棠接调任陕甘总督的命令，离闽在即，选择继承其事业的人已是迫在眉睫。左宗棠是个善于用人的洋务派官员，他认为主持近代工业，不但要熟悉洋务，而且“惟此事固须择接办之人，尤必接办之人能久任其事，然后一气贯注，众志定而成功可期”。(29)他看上了当时在籍丁忧的沈葆祯。根据左宗棠奏议，清朝廷除“特命总理船政”外，还给予“事涉船政，由其专奏请旨，以防牵制”。(30)沈葆桢于同治六年（1867年）挑起了船政大臣的担子。他把船政作为自强、御侮之道。他强调“厂中多造一船即愈精一船之功，海防多得一船即多收一船之效。况由熟生巧，由旧悟新，即铁甲之法，亦可由此肇端”。“购置者权操于人 ,何如制造者权操诸己”。希望朝廷“恩准将闽厂轮船续行兴造，以利海防”。(31)他主持的船政无疑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

同治六年（1867年）12月，马尾船政局第一座船台竣工。同治八年（1869年）6月，第一艘木质轮船“万年清”号下水。以后一年半内，湄云、福星、伏波等船相继下水。以上4艘船主机都购于外国，船政局只制造船体。从该年底起，船政局开始起造150匹轮机。同治十年（1871年）6月，第5号轮船“安澜”号下水，“所配轮机、汽炉系150匹马力，均由厂中自制。” (32)“安澜”号装备了第一台国产蒸汽机（仿造），在我国造船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光绪二年（1876年）夏，船政局用了半年时间建成铁胁厂。9月2日第一号铁胁轮船（木壳护以铁板）安上龙骨，使我国造船开始摆脱木船时代。光绪三年（1877年），第2艘自制的铁胁兵船“超武”号下水。从光绪七年（1881年）起，船政局开始试制2000吨级的巡洋舰，马力达2400匹。5年后，船政局又进一步向外国购买钢料、钢板以试制双机钢甲战舰。此舰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建成，命名“龙威”，编入北洋舰队，改名“平远”。这艘军舰在甲午之役与日人交战，屡受巨弹，但损伤较少，较之外购船舰的性能有过之而无不及。据称，工业发达的德国也只是到1885年才能建造此种型号的军舰。从同治八年（1869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马尾船政局共制造各种轮船34艘，这些轮船都编进福建水师、南洋水师、北洋水师，船政局的设计水平和造船能力都在逐步提高。

左宗棠、沈葆桢造就人才的设想，颇具战略眼光，指出“船厂根本在于学堂”。(33)船政的前、后学堂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同治五年（1866年），在福州城内白塔寺开办学校，学校采用西方的教学方法，这在当时是个创举。这所最早的海军学校，初名“求是堂艺局”，另设一个“绘事院”。前者培养制造与驾驶人才，后者培训测绘人才。次年学校迁到马尾，将“求是堂艺局”改名“船政学堂”，分前学堂，学造船，以法语授课；增设“后学堂”培养海军驾驶、管轮人才，以英语授课。学生学习期五年，四年在校学习，一年到军舰上或造船厂内实习。学校制定《求是堂艺局章程》作为办学纲领，这是清代兴办海军学校的第一个管理章程。该校大胆采用西方形式办学，为以后其他海军学校所效法。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及留学生在造船、开矿、通讯、铁路等行业和军事、教育、科技、外交诸领域都起到了骨干的作用。从船政本身的发展来看，船政学堂学生在同治十二年 ( 1873年 )已能独立地监造轮船 ，后学堂毕业生也能自行驾驶轮船。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和留学生普遍受到欢迎。严复从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回国后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 ，成为一名军事教育家，后来又发展成为近代中国最为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魏瀚于前学堂毕业后赴法国深造 ，归国后经几年锻炼 ，长期充任福建船政局总工程师，后来又担任广九铁路总理。中国早期的海军将领,出自船政学堂者甚多， 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中殉国的五名管驾、督带，都是船政学堂驾驶专业的毕业生。北洋海军参加中日甲午海战的 12艘战舰中，船政学堂毕业生和留学生就有 10个管带。他们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青史。

由于福建船政学堂的成功，后来开办的水师学堂的总办、专业教师多是闽人。李鸿章曾说，“闽开风气之先，今日创办海军，岂能舍此而取其未习者？”这些人在招生时先期函招其亲属子弟来应考，或来闽选择优秀青年应考。因此，清代规模较大的海军学校有五，马尾船政学堂、天津北洋水师学堂、黄埔广东水师学堂、烟台海军学校、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共有毕业生二千多名，其中闽籍约占七、八成之多。”(34)这也是中国海军闽人独多的原因。有人称马尾船政局的设立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直至民国时期，海军主要将领还多是船政学堂的毕业生或由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刘冠雄、萨镇冰、李鼎新先后任海军总长。总之，船政局在中国近代造船业与中国近代海军建设中所起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左宗棠在创办船政局之初，已经意识到近代工业从军用向民用发展的趋势，“窃惟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无事之时，以之筹转漕则千里犹在门户；以之筹懋迁则百货萃廛市……以之筹转漕，则七省之储可通一水……自洋船准载北货行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往北置货价本愈增，比及回南费重行迟，不能减价以敌洋商……是非设局造轮船不为功”。“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化一为百……由此更增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生民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35)沈葆桢也注意到船政经费问题，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虑兵船过多，费无从出，则间造商船，不患领者无人”。(36)沈葆桢造商船三号“永保”、“琛航”、“大雅”。但清朝廷当权者对“招商领雇”不以为然，这三艘船成了清军的运输舰，船政局进行商品化生产的道路被阻，自然也就没有从利润转化而来的资金积累，缺乏经济动力。这是福建船政局走向衰败的原因之一。

船政所需费用数额巨大，是以洋税为经费的主要来源。马尾船厂开办之初，“以闽海关四成结款银四十万两为购器建厂之用，然不敷甚巨，按月又由闽海关六成洋税下解银五万两，名为制船经费”。(37)据福建船政志记载：“自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开局之日起，截至十三年六月底止，其共计收闽海关结款银四十万两，闽海关月款银四百七十万两，福建税厘局解银二十六万两，又收犒赏银限满洋匠剩银五百八十八两有奇，统共收银五百三十六万五百八十八两有奇……十三年七月初一日接造起截至光绪三年十二月底止共支银一百六十三万三千五百三十二两……光绪四年正月初一日起截至五年十二月底共支银八十九万五千八百九十四两……光绪六年正月初一日接造起截至八年十二月底共支银一百六万八千六百九十三两……光绪九年正月起截至十一年十二月底共支银一百二十六万七千三百九十三两……光绪十二年正月起截至十四年十二月底共支银一百九十四万六千一百九十一两……光绪十五年正月起截至十六年十二月底共支银七十九万二百七两……光绪十七年正月起截至十九年十二月底共支银九十八万三千九十七两……光绪二十年正月起截至二十一年十二月止统共开支银四十二万六千三百八十一两……光绪二十二年正月起至十二月止共开支银二十万三千五百四十一两”。(38)船政局在这三十年间，费用支出是14575516两。清朝廷财政困难，船政专款经常拖欠，“光绪二年，奏定南北洋经费，于各省洋税厘金项下，筹拨银400万两。虽经定议，旋即移作他用，南北洋收到实银每年不及三、四成”。(39)“各海关应提四成洋税共银三百九十六万三千余两，实解部银一百三十四万七千余两，只有三分之一。” (40)造船厂不仅无法扩大再生产，就连维持原有规模都很困难。何如璋为此上奏：“船政为海防根本，万无收束之理，查闽海关岁拨经费六十万两，近来积欠甚巨，计去年所解不过二十万两……工匠在工年久，西法渐通，一旦散而之他，势难复聚。费千百万之帑金，经十余年之缔造，乃以经费支绌尽弃前功，贻笑强邻，自乖本志。其为失计当在圣明洞鉴之中，窃维时局艰危，需船孔急，惟有协筹经费，力图开扩，庶足壮海军之规模，立自强之要柢。” (41)经费不足这是船政局走向衰败的原因之一。

此外，经营管理衙门化，冗员多、效率低，办事人员贪污、腐化成风……落后的社会制度，封闭的生产方式，顽固的传统观念，船政局在一条崎岖的道路上挣扎着。但是，不能否定其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过程中的作用及对近代海防建设所做出的积极贡献。船政局为近代海防建设和反侵略战争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缩小了同西方国家在军备方面的差距，同时它所起的连锁反应和辐射作用，促进了对外开放和西学的引进，加速了近代军事科技的发展。从船政局的发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先辈们在实践“师夷长技”，在追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上迈出的坚实脚印。

注释：

(1)黄开柱、林宗鸿：《连江汉代独木舟初探》载《福建文博》1980年1期。

(2)陈寿祺纂：《重纂福建通志》卷八十四，船政，第27—28页，道光九年修，同治七年正谊书院刊本。

(3)《后汉书》卷三十三《郑弘传》，中华书局1973版，第4册，第1156页。

(4)陈寿祺纂：《重篡福建通志》卷八十四，船政，第28页。道光九年修，同治七年正谊书院刊本。

(5)《全唐文》第一册，卷75《太和八年疾愈德音》，中华书局影印本。

(6)《旧唐书》卷十九，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52页。

(7)清 王以镜修《开闽忠懿王氏族谱》第二册，第8页“恩赐琅琊王德政碑”。

(8)《全五代诗》卷84，第2页，1991年黄山书社据光绪七年（1881）刻《函海》本影印。

(9)《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百三十七，国立北平图书馆印。

(10)《三山志》卷七，船场，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484册，第182页，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

(11)郑若曾：《江南经略》卷八上，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兵家类，728—432页、728—43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

(12)《忠穆集》卷二《论舟楫之利》，见《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131—273，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

(13)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2江南东道，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470—105页，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

(14)《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十之十八，国立北平图书馆印。

(15)陈寿祺纂：《重纂福建通志》卷八十四，船政，第29——30页，道光九年修，同治七年正谊书院刊本。

(16)《马可波罗游记》第二卷，第八十一章，第191页，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

(17)陆容《菽园杂记》卷三[A].元明史料笔记丛刊[M].中华书局.1985.26.

(18)《明成祖实录》卷二十六，第6页，见《明实录》第37册，江苏国学图书馆传抄本。

(19)《明成祖实录》卷十九，第3页，见《明实录》第36册，江苏国学图书馆传抄本。

(20)乾隆《长乐县志》卷三，港，第26页。

(21)郑贞文续修：《福建通志》[公署志]卷一，第13页，民国十一年至二十七年（1922——1938）刊本。

(22)郑若曾：《江南经略》卷八上，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兵家类，728—432页、728—43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

(23)王于玉：《敬陈东南战守便宜疏》，顺治十六年，见《清奏疏选汇》，《台湾文献丛刊》第256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

(24)陈良弼：《水师辑要》“各船式说”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860，第3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5)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第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26)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11月版，第127页。

(27)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11月版，第272页。

(28)《船政奏议汇编》卷三，第7——10页，光绪戊子年刊。

(29)《船政奏议汇编》卷一，第12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十八辑，172，台北文海出版社。

(30)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五，第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31)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四，光绪六年吴门节署印。

(32)《船政奏议汇编》卷七，第九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十八辑，172，台北文海出版社。

(33)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四，第3页，光绪六年吴门节署版。

(34)张侠等：《清末海军史料》下，第605页。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

(35)郑贞文续修：《福建通志》福建船政志，民国十一年至二十七年（1922——1938）刊本

(36)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五，第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37)《船政厂坞模型说明书》见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第149页，海洋出版社1982年5月版。

(38)郑贞文续修：《福建通志》福建船政志，民国十一年至二十七年（1922——1938）刊本。

(39)《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遵旨会议海防折》光绪十一年，见张侠等《清末海军史料》第58页，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

(40)《奕訢等奏请由洋税厘金项下拨南北洋海防经费折》，见张侠等《清末海军史料》第615页，海洋出版社1982版。

(41)郑贞文续修：《福建通志》福建船政志，民国十一年至二十七年（1922——1938）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