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制造研究社的成立与影响

海军制造研究社是中国最早的全国性学术研究团体之一。其社员是一些船厂、工厂和海军机构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及科技界的专家、学者。该社还公开出版和发行《制造》（季刊）。研究社和《制造》（季刊）对于中国早期的舰艇、飞机制造及其他工业和科技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响极大。研究社关于科技对国家强盛的重要性的认识及其提倡的科研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至今仍有现实的意义。

一、海军制造研究社的主要发起者

海军制造研究社的成立是经过很长时间酝酿的。其主要发起者是陈兆锵、巴玉藻和沈来秋（即沈觐宜）等人。陈兆锵（1862~1953）是著名的爱国海军耆宿，福建福州螺洲人，马尾船政后学堂第二届管轮班毕业，留学英国。在清朝历任北洋海军机管、管轮、总管轮、海军舰政局局长。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他任旗舰“定远”号总管轮，随舰英勇参战，战功卓著。陈兆锵在辛亥革命后，以轮机少将军衔任江南造船所所长。由于他领导有方，江南造船所在短短的四、五年中就造舰船89艘，成绩非常突出，位居全国各厂之冠。故陈兆锵升为轮机中将并于1915年调任福州船政局局长，他任局长11年之久。尽管当时北洋政府腐败、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经费奇缺，他上任后，艰苦奋斗，为船政局走出困境和开创新局面而努力奋斗。在他领导下，重整船政局，恢复造船业务并整顿了海军、制造两校。1918年在他领导下，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飞机制造厂—福州船政局飞机工程处和中国第一所飞机潜艇学校—海军飞潜学校。福州船政局在经费奇缺的条件下，还于1917年和1918年建造了“海鸿”、“海鹄”两艘炮艇和其他船只。

陈兆锵极其重视新科技的研究与开发，他很早就想学外国的经验成立研究机构或团体。1918年，海军部学司长李毓臣到福州船政局视察工作时，陈兆锵就与其“曾商同摘取英美之成规，提议建设斯社，以求深造”。（1）但是，当时船政局的高级技术人才太少未能成为事实。1923年，海军制造、飞潜两校学生毕业，派在各厂实习。他们在次年9月间自行组织“马江海军制飞两校毕业生同学会”。他们的宗旨是“一面联络感情，一面试用团体工作的方法研究制造学术”。却因为海军经费困难，而且对制造事业的发展没有计划，这个同学会要想从事研究也就不可能实现了。1926年3月，这批毕业生把同学会改为“马江海军制飞两校毕业生研究社”。名字虽然改了，但范围太小，没有什么作为，也就停顿了。（2）

1918年前后，沈来秋、巴玉藻、王助、曾贻经先后应聘或派到福州船政局工作。陈兆锵在他们到来后，就和他们商量成立研究社的问题并取得了共识。后来，巴玉藻和沈来秋两人就成为发起和具体筹组制造研究社的核心人物了。

巴玉藻（1892—1929）字蕴华、问华，是中国飞机制造的先驱者，蒙古族，江苏镇江人。他的先世在元世祖忽必烈时封于热河之克什克腾旗，当时裂土为疆，即以为氏。满人入关，其祖上随军驻防镇江，后改汉姓，择族中闻人名字有与百家姓相符者，遂以巴为姓。（3） 1905年，13岁的巴玉藻考入江南水师学堂轮机班，1909年又因品学兼优派往英国留学。1915年转赴美国，考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并于1916年取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他毕业后担任美国寇提斯飞机公司设计工程师，继而又任通用飞机公司总工程师。（4） 1918年，巴玉藻回国后，任船政局飞机工程处主任。在陈兆锵的领导和支持下，巴玉藻和副主任王助、曾贻经等筹建了飞机工程处并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批水上飞机。当第一架飞机制造成功后，他们得到了很高的奖赏，“民国十年一月，大总统（徐世昌）以福州船政局试制水上飞机告成，局长陈兆锵督率有方，特授勋五位，其制造出力之主任巴玉藻等分别晋授官资”。（5）

沈来秋（1895—1969）名觐宜，来秋是他的字，是有名的机械制造和经济学专家。他于1916年在上海同济大学机械电工专业毕业后不久，即到福州船政局任造船少监、工程师、海军制造学校教员等职并参加了“海鸿”、“海鹄”号炮舰的制造。1920年，沈来秋考取公费留学德国。他就读于德累斯顿大学机械工程系，在一年半后取得了攻读博士学位的资格。为了探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他转学到西方研究经济的中心、闻名于世界的法兰克福大学经济系学习并兼攻机械制造专业。他于1924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在德国刻苦学习造就了他既是机械制造专家又是经济学专家的双料人才。1924年回国后他任福州船政局制机主任。

二、海军制造研究社成立的主客观条件

海军制造研究社在1927年5月1日成立不是偶然的，是有其主客观的条件的。在1927年以前，船政局的大多数科技人员并无建立研究社的要求，而且少数主张成立研究社的人还没有形成核心力量。例如：沈来秋与巴玉藻虽然在1918年成为同事，但接触与了解并不多，沈来秋仅仅知道巴玉藻是制造飞机的工程师，而巴玉藻对沈来秋大约只知道他是局长陈兆锵的女婿和福建船政创办人沈葆桢的曾孙。1924年，沈来秋留学归国后，他们的交情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是因为两人都有留学生的经历，而且有共同的话题，他们常在往返市区和马尾的船上,促膝谈心。谈话涉及旧文学、新文学、白话文以及胡适、陈西莹、鲁迅等人及其作品。沈来秋在后来写的《追怀亡友巴问华》一文中，提到促使他们两人在思想上深入沟通与了解的则是“一位朋友谢君”。他说：这位谢君“作为我们的媒介，于是我们方成为无话不谈，渐渐成为极亲密的朋友了”。（6）关于这位谢君的情况，笔者曾查阅了沈来秋的笔记，笔记是这样记录的：“1924年国民党宣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共产党合作。接着1926年北伐军从广东出发打倒吴佩孚。在福建方面，北伐军的东路军赶走了残余军阀，在福州成立了革命新政权，凡此一切新事物都使我感到振奋，寄予莫大的希望。就在此时，在福州遇到了留德的同学谢树英（谢济生，陕西人），他是邓演达的战友，（7）在新成立的福建省党部附属的党校工作。通过他的口述，我初步才了解到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既联合又斗争和矛盾尖锐的大略情况。果然不久，有一天清早，谢济生衣服不整，神色仓皇只身来到马尾，说明他昨夜在党校里突然遇到袭击，幸而跳窗逃出来的情况……。他躲避在马尾，由春到秋大约三个月期间，我和几位朋友，深得到他的启发觉得长久呆在海军所属的工程机构将成为政治文盲，实在太无意义了。我的思想开始有了转变，于是我和当时在马尾飞机工程处巴玉藻、王助两位工程师和其他几位青年同志发起组织制造研究社，发行《制造》季刊，对于当时旧海军一贯的保守的思想，表示反抗”。另外笔者还保存有谢济生、陈天予（女）与沈来秋、巴玉藻、王助、曾贻经、何君超、陈秀湄（陈兆锵将军次女）、陈淑婉（曾贻经夫人）、萨春花（据说又名萨闺琛，王助夫人）等人在马尾合影的照片两张，沈来秋用毛笔在一张照片的背面写：“欢迎陈天予、谢济生于马尾联欢社”，在另一张照片背面写：“民十六，谢济生在马尾储材馆，中坐者陈天予女士”。以后又用钢笔写：“秀湄、玉藻已成古人。一九五0年四月志”。（笔者曾将其中一张翻拍后赠送给马尾造船厂宣传科），这两张照片也可以说明谢济生和沈、巴、王等人的关系。由此可见，沈来秋与巴玉藻两人都具有进步思想而且都拥护当时正在进行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通过谢济生的促进他们的思想与行动更为一致，使他们携起手来发起组织研究社。这就是成立研究社的主观条件。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则是海军制造研究社在1927年成立的客观条件。在《本社成立略史》中明确指出：“这次所以成功的缘故，虽不止一端，但最大的总因，却是时局的影响”。“研究制造学术的团体，是个工作的团体，是个希望的寄托的集合，在一般人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是不能勉强存在的，所以它的成功直等到今年国民革命的潮流引起了大家的希望的时候，才能实现起来。革命的风云同时给了海军一帖兴奋的良剂，把那没有目的的、飘摇的、沉闷的海军变成革命的海军，变成民众的武力。民众的武力是个极有意义的力量，是有血性的国民都愿意在它里面工作的。一般制造的人，因为要在这个力量里面，尽他一部分的民众工作，感觉到有组织这个制造研究社的必要。所以本社就在大家这热血沸腾、革命呼声高唱入云的里面，得了实现的机会，而有今日的成立”。（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