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却的时代记忆闽籍抗战老兵

东南网讯（作者 黄如飞　通讯员　钟茂富　林斯乾）光阴流逝，有成千上万的抗战老兵带着他们的故事，从我们身边离去。这四位老兵，有的是作为红军游击队员编入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有的是作为国民党军人参加抗日。倾听他们的故事，我们收获着不能忘却的时代记忆。

薛书琼：南京大屠杀的见证者

抗战老兵薛书琼在撰写回忆录文章。

老兵薛书琼，是上杭县下都乡豪康村人。

历经生死劫难的薛书琼，今年已95岁高龄。老人的右眼当年被弹片击中，失明了；左手也残了，手指弯曲；腰部还有一处枪伤。这些，都是他参军十多年的印记。红军、新四军、解放军，还有国民党的部队，他都参加过。

老人虽然有点耳背，但仍然行动敏捷、思路清晰，六七十年前的事记得很清楚，甚至还叫得出当时的团长、政委的名字。

1935年，16岁的薛书琼在下都乡加入红军，参加南方游击战。2年后，所在部队改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不久，在上海附近的一次对日作战中，他与新四军部队失散，被国民党军队收容。当时，他想只要能抗日就行，就暂时留在国民党部队。由于上过几年私塾，能识字，薛书琼成为国民党87师261旅521团的文职人员。

1937年12月，他随军驻守南京孝陵卫。12月13日，日军在狂轰滥炸后攻入南京城，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而薛书琼正是大屠杀的见证者。

薛书琼曾经在2000年致信日本最高法院，陈述道：“当时在日军的追杀下，我随军由尧化门败退入城……到了江边，我们用木头、门板作工具泅水渡江，被日军舰发现后，一阵机枪扫射，无数中国军民的鲜血染红了江水。我和20多名中国军人扮作难民，投奔到南京城内夫子庙难民收容所。那几天日军多次来搜捕，稍有可疑者即被带出去枪杀或活埋。我是在第三次搜捕时被抓捕的。下旬的一天上午，我和9000多人被捆绑着押上几百部汽车，押至雨花台。我看到四周布满荷枪实弹的日军，地上架着几十挺轻重机枪。下午3时许，一个日军士兵一挥太阳旗，站岗的士兵马上退走，骤雨般的子弹便向我们射来。我的腰部中了一枪，立即昏死过去，苏醒后才发现倒在低洼的地上，难友的尸体将我掩盖才幸免于难。天黑后，我艰难地爬过堆积如山的尸体，逃出了虎口。当晚在板门，一位热心的医生帮我包扎了伤口……”

逃离南京后，薛书琼踏上了寻找新四军老部队的艰难之旅，最终回到新四军，继续打日寇。1949年解放后，他回到老家，过着平凡的农村生活。

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薛老回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我所目睹的南京大屠杀》一文，发表在当年的《中国青年报》上。

如今，薛老生活在豪康村，身体康健，每天读报看电视，有时画画写字，晒晒太阳，生活简单宁静。

他说，南京大屠杀虽已过去70多年，但那份记忆一直无法抹去，“战争是残酷的，谁都不要打仗”。

危德章：中过7枪的“打不死”

九旬高龄的危德章生活还能自理

在武平县中山镇龙济村，记者见到了92岁的抗战老兵危德章。他感慨地对记者说：“命大，不然早死了。”

危德章1937年入伍时，隶属国民革命军183师，后来编入198师。他参与过两次长沙会战，在云南战斗过，最远到过缅甸。解放战争时期，他加入了解放军。

“打仗不怕死，反而不会死。”危德章笑着说，自己当时之所以不怕死，是因为家里头已经没有亲人了，无牵无挂。

在危德章的记忆里，他的战斗生涯是从北方开始的。最惨烈的一次战斗是在云南。那时，抗战已到尾声，他所在的部队发起了对日军的反攻，中国军队当时要抢占怒江的一座桥。在桥的一边，他们攻打了三次都没冲过去。到了晚上，部队用木船偷偷渡江，一个班接一个班，来到高黎贡山的山脚下。“敌人在山上，我们冲锋攻上去，日本人也死了很多，到处是尸体，血流成河”，因为尸体很多，最后被堆积起来，当成掩体，“枪架在上面扫射”。

这就是1944年中国远征军发起的反攻日军的怒江战役。危德章所在的198师，翻过高黎贡山后，攻到腾冲城下。这个城看起来像四方形，一开始是2个人拿一个梯子攻城墙，战斗异常激烈，战士牺牲了一批又一批。危德章在爬梯子时，脚趾被日本人的子弹打中，从梯子上摔了下来。

危德章说，那场战役，部队伤亡很大，他们连最后只剩下3个人，一个是姓谢的副班长，一个是姓赖的河南战友，还有一个就是他。

“瞧！总共中过7枪。”危德章在身上、脚上、眼旁、背上比画着，示意这些伤痕都是打仗时留下的。

解放战争时期，危德章所在的部队在山东临沂被解放军围住，后来他向解放军投诚，当了排长，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攻进了上海。

在解放上海的战斗中，危德章冲在最前面，右手臂被子弹打中，落下残疾，至今手臂抬不起来。

1949年，危德章跟着部队南下。20世纪50年代，他转业，从福州回到龙岩老家，在林业部门工作到退休。现在，民政部门每月给他发放500元补助金。危德章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在广东定居，二儿子在家务工，同时照顾他。

李启能：参加过两次长沙会战

李启能的敬礼动作依然十分标准。

李启能，1917年生于武平县，是黄埔军校第十七期第二分校步科毕业生。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和长沙第二、第三次大会战。在一次执行炸桥的任务中，他的左耳被日军的炮弹震聋，身体多处被弹片击中，腹部中弹。

1941年12月，日军在武汉集结了12万多兵力，乘中国军队整补未全之际，发动了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旬后，开始向新墙河20军攻击。当时，李启能在部队担任排长。

28日上午，日军向李启能所在连队的周公塘阵地攻击，反复混战后，敌人撤退。李启能所在连队阵亡32人，连长牺牲，团长命令李启能代理连长职务，继续组织战斗。

1942年1月1日，李启能带领连队夜袭日军。当时，天正下着鹅毛大雪，北风呼啸，部队悄悄来到日军跟前，看见岗亭内的两个敌人正面对面在烤火，李启能手一挥，战士们冲上前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劈倒了敌人。二排与工兵排的战士将炸药与爆破筒装上浮桥，顷刻间，轰天动地，浮桥被炸成数段，顺水漂流。这时，敌人开始盲目、疯狂地向江中射击。李启能又率部由原路返回。回到驻地俞公桥向上级汇报时，已是凌晨5点，团长与全连官兵一一握手庆贺。

1月3日，李启能率部奉命往官家桥截击敌人，团攻击信号发出后，全团一起行动。整个官家桥硝烟弥漫，枪炮声、喊杀声不绝于耳。李启能带领连队攻入敌人的街头阵地，但日军顽固抵抗，李启能带领战士冲进敌人阵地，在激烈的战斗中，许多战友阵亡了，战斗一直打到中午，官家桥才被攻下。

5日上午，攻打长沙的敌人因受挫向永安市、青山市溃退。李启能即命各排加固工事，以堵击北逃之敌，同时，长沙守军也已跟踪出击，各处友军按计划紧缩围歼，把敌人紧紧包围在捞刀河以北金井、福临铺地区。顿时，战士士气大振，前仆后继争向前冲。激战进行了三昼夜，残敌向北逃窜了。在第二天的追击中，李启能因伤口溃烂被送到医院。当他伤愈归队时，部队已在俞公桥整补。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李启能所在连队共有42名战士牺牲。

1949年，解放战争已近尾声，李启能参加了阵前起义，加入解放军。解放后，他退伍返乡结婚，生了三女二子。

练传志：穿越火线的传令兵

练传志向记者讲述亲身经历的抗战故事。

在武平县岩前镇灵岩村98岁抗战老兵练传志家中，有一份手写的名单，上面记录了当年抗日将领练惕生麾下的20多名武平籍从军者。练传志就是其中一人。

在这份名单上，练传志的职务是，62军第157师通讯连传达班上士班长。记者见到练老时，他清晰地告诉记者，自己是一名传令兵，曾冒着炮火，穿越战场，送战情公文。

1916年出生的练传志，在岩前镇当地读了7年书。1939年，23岁的练传志随同乡到广东，加入国民党62军157师，师长正是抗日将领练惕生。练惕生也是武平岩前人，与叶剑英是同学关系，曾受到叶的影响，后练惕生在1949年参加闽西起义，曾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练传志的兵戎生涯从粤北大战开始。但他并没有到一线作战，因为有点文化，他被分在通讯连，当起传令兵，负责公文传送。

也因为这样，他得以第一时间了解战况。1944年的衡阳保卫战，是抗战史上作战时间最长、程度最惨烈的城市争夺战，也是日本战史中记载的唯一一次日军伤亡超过我军的战例，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

这场战役的很多细节，老人都还记得。当时，第10军受到日军猛烈攻击，他所在的第62军在湘桂路头塘、三塘集结增援，最贴近衡阳，“在湖南打了很久，很惨烈。日军100多门炮总攻衡阳”。

练传志当年参加抗战的经历，在他记忆更清晰的早年，曾以文字、口述的方式，向家人讲述过。他说，通讯班传达兵要练习投弹、刺杀、射击技术，他扔手榴弹的技术非常好，又准又远，经常随身携带8个手榴弹，遇到阻挡时，扔了手榴弹就冲过去。

为了完成任务，练传志常常要绕过战场，小的遭遇战，还是要打的。他回忆说，在衡阳作战的时候，一次，在送公文的路上，碰到两个日本兵，“可能是走散的”，本来，他可以绕过去的，但看到不绕也不会影响任务完成，就故意停留下来，“连发数枪，击倒2人”。

衡阳保卫战之后，练传志跟随157师参加了桂柳战役。随后，先后到了越南、台湾接受日军投降，之后跟随部队进驻北平。1949年，他起义加入解放军，一年后因病申请回乡当农民。

练传志回乡后，与当地失去丈夫、育有一子的女子自由恋爱结婚。婚后，他们没有再要孩子。练传志的孙辈有三女一男，大的曾孙已参加工作。

请记住他们的名字

抗日战争，作为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而被载入史册。在重温这一胜利时，我们不能忘记为此付出的巨大牺牲。

从1931年起，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华民族伤亡3500多万人，代价之惨重，为世界战争史所罕见。1942年，在艰难的抗战相持阶段，中国毅然出兵缅甸抗日，13万远征军埋骨异乡；抗战末期，日本陆军还有64%的兵力在中国战场；中国战场歼敌占日军二战总伤亡的70%，以致美国总统罗斯福感叹：“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

每一位抗战老兵，就是一部活着的抗战史。铭记这段历史，就请记住他们的名字。

薛书琼，在他18岁那年，从南京大屠杀的尸堆里爬出，带着抗敌的强烈愿望，回到新四军，继续打日寇；李启能，参加了两次长沙会战，夜袭敌营，英勇无畏；危德章，参加过长沙会战、怒江战役，征战缅甸，身上伤痕累累；练传志，是一位传达兵，仍苦练投弹、刺杀，在一次送信途中，独自击倒2个日本兵……战争到来时，他们只是少年甚至孩童，却被迫见识了杀戮、亲人离散、家园崩塌；而一朝成为战士，曾经的恐惧就化为强大的力量，去抗争，无论手中是枪、是笔，还是药箱、鸡毛信。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将9月3日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9月　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纪念胜利，是为了和平；铭记历史，是为了开创未来。今天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将这些记忆的碎片从历史长河中打捞起来，就是为了纪念抗日志士的功绩，让全民族永志不忘；就是要以史为鉴，警示未来，不让历史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