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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却的时代记忆闽籍抗战老兵

2015-04-20 15:58:22??来源:东南网  责任编辑:金婷   我来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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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网讯(作者 黄如飞 通讯员 钟茂富 林斯乾)光阴流逝,有成千上万的抗战老兵带着他们的故事,从我们身边离去。这四位老兵,有的是作为红军游击队员编入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有的是作为国民党军人参加抗日。倾听他们的故事,我们收获着不能忘却的时代记忆。

薛书琼:南京大屠杀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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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老兵薛书琼在撰写回忆录文章。

老兵薛书琼,是上杭县下都乡豪康村人。

历经生死劫难的薛书琼,今年已95岁高龄。老人的右眼当年被弹片击中,失明了;左手也残了,手指弯曲;腰部还有一处枪伤。这些,都是他参军十多年的印记。红军、新四军、解放军,还有国民党的部队,他都参加过。

老人虽然有点耳背,但仍然行动敏捷、思路清晰,六七十年前的事记得很清楚,甚至还叫得出当时的团长、政委的名字。

1935年,16岁的薛书琼在下都乡加入红军,参加南方游击战。2年后,所在部队改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不久,在上海附近的一次对日作战中,他与新四军部队失散,被国民党军队收容。当时,他想只要能抗日就行,就暂时留在国民党部队。由于上过几年私塾,能识字,薛书琼成为国民党87师261旅521团的文职人员。

1937年12月,他随军驻守南京孝陵卫。12月13日,日军在狂轰滥炸后攻入南京城,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而薛书琼正是大屠杀的见证者。

薛书琼曾经在2000年致信日本最高法院,陈述道:“当时在日军的追杀下,我随军由尧化门败退入城……到了江边,我们用木头、门板作工具泅水渡江,被日军舰发现后,一阵机枪扫射,无数中国军民的鲜血染红了江水。我和20多名中国军人扮作难民,投奔到南京城内夫子庙难民收容所。那几天日军多次来搜捕,稍有可疑者即被带出去枪杀或活埋。我是在第三次搜捕时被抓捕的。下旬的一天上午,我和9000多人被捆绑着押上几百部汽车,押至雨花台。我看到四周布满荷枪实弹的日军,地上架着几十挺轻重机枪。下午3时许,一个日军士兵一挥太阳旗,站岗的士兵马上退走,骤雨般的子弹便向我们射来。我的腰部中了一枪,立即昏死过去,苏醒后才发现倒在低洼的地上,难友的尸体将我掩盖才幸免于难。天黑后,我艰难地爬过堆积如山的尸体,逃出了虎口。当晚在板门,一位热心的医生帮我包扎了伤口……”

逃离南京后,薛书琼踏上了寻找新四军老部队的艰难之旅,最终回到新四军,继续打日寇。1949年解放后,他回到老家,过着平凡的农村生活。

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薛老回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我所目睹的南京大屠杀》一文,发表在当年的《中国青年报》上。

如今,薛老生活在豪康村,身体康健,每天读报看电视,有时画画写字,晒晒太阳,生活简单宁静。

他说,南京大屠杀虽已过去70多年,但那份记忆一直无法抹去,“战争是残酷的,谁都不要打仗”。

危德章:中过7枪的“打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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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旬高龄的危德章生活还能自理

在武平县中山镇龙济村,记者见到了92岁的抗战老兵危德章。他感慨地对记者说:“命大,不然早死了。”

危德章1937年入伍时,隶属国民革命军183师,后来编入198师。他参与过两次长沙会战,在云南战斗过,最远到过缅甸。解放战争时期,他加入了解放军。

“打仗不怕死,反而不会死。”危德章笑着说,自己当时之所以不怕死,是因为家里头已经没有亲人了,无牵无挂。

在危德章的记忆里,他的战斗生涯是从北方开始的。最惨烈的一次战斗是在云南。那时,抗战已到尾声,他所在的部队发起了对日军的反攻,中国军队当时要抢占怒江的一座桥。在桥的一边,他们攻打了三次都没冲过去。到了晚上,部队用木船偷偷渡江,一个班接一个班,来到高黎贡山的山脚下。“敌人在山上,我们冲锋攻上去,日本人也死了很多,到处是尸体,血流成河”,因为尸体很多,最后被堆积起来,当成掩体,“枪架在上面扫射”。

这就是1944年中国远征军发起的反攻日军的怒江战役。危德章所在的198师,翻过高黎贡山后,攻到腾冲城下。这个城看起来像四方形,一开始是2个人拿一个梯子攻城墙,战斗异常激烈,战士牺牲了一批又一批。危德章在爬梯子时,脚趾被日本人的子弹打中,从梯子上摔了下来。

危德章说,那场战役,部队伤亡很大,他们连最后只剩下3个人,一个是姓谢的副班长,一个是姓赖的河南战友,还有一个就是他。

“瞧!总共中过7枪。”危德章在身上、脚上、眼旁、背上比画着,示意这些伤痕都是打仗时留下的。

解放战争时期,危德章所在的部队在山东临沂被解放军围住,后来他向解放军投诚,当了排长,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攻进了上海。

在解放上海的战斗中,危德章冲在最前面,右手臂被子弹打中,落下残疾,至今手臂抬不起来。

1949年,危德章跟着部队南下。20世纪50年代,他转业,从福州回到龙岩老家,在林业部门工作到退休。现在,民政部门每月给他发放500元补助金。危德章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在广东定居,二儿子在家务工,同时照顾他。

李启能:参加过两次长沙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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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启能的敬礼动作依然十分标准。

李启能,1917年生于武平县,是黄埔军校第十七期第二分校步科毕业生。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和长沙第二、第三次大会战。在一次执行炸桥的任务中,他的左耳被日军的炮弹震聋,身体多处被弹片击中,腹部中弹。

1941年12月,日军在武汉集结了12万多兵力,乘中国军队整补未全之际,发动了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旬后,开始向新墙河20军攻击。当时,李启能在部队担任排长。

28日上午,日军向李启能所在连队的周公塘阵地攻击,反复混战后,敌人撤退。李启能所在连队阵亡32人,连长牺牲,团长命令李启能代理连长职务,继续组织战斗。

1942年1月1日,李启能带领连队夜袭日军。当时,天正下着鹅毛大雪,北风呼啸,部队悄悄来到日军跟前,看见岗亭内的两个敌人正面对面在烤火,李启能手一挥,战士们冲上前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劈倒了敌人。二排与工兵排的战士将炸药与爆破筒装上浮桥,顷刻间,轰天动地,浮桥被炸成数段,顺水漂流。这时,敌人开始盲目、疯狂地向江中射击。李启能又率部由原路返回。回到驻地俞公桥向上级汇报时,已是凌晨5点,团长与全连官兵一一握手庆贺。

1月3日,李启能率部奉命往官家桥截击敌人,团攻击信号发出后,全团一起行动。整个官家桥硝烟弥漫,枪炮声、喊杀声不绝于耳。李启能带领连队攻入敌人的街头阵地,但日军顽固抵抗,李启能带领战士冲进敌人阵地,在激烈的战斗中,许多战友阵亡了,战斗一直打到中午,官家桥才被攻下。

5日上午,攻打长沙的敌人因受挫向永安市、青山市溃退。李启能即命各排加固工事,以堵击北逃之敌,同时,长沙守军也已跟踪出击,各处友军按计划紧缩围歼,把敌人紧紧包围在捞刀河以北金井、福临铺地区。顿时,战士士气大振,前仆后继争向前冲。激战进行了三昼夜,残敌向北逃窜了。在第二天的追击中,李启能因伤口溃烂被送到医院。当他伤愈归队时,部队已在俞公桥整补。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李启能所在连队共有42名战士牺牲。

1949年,解放战争已近尾声,李启能参加了阵前起义,加入解放军。解放后,他退伍返乡结婚,生了三女二子。

练传志:穿越火线的传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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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传志向记者讲述亲身经历的抗战故事。

在武平县岩前镇灵岩村98岁抗战老兵练传志家中,有一份手写的名单,上面记录了当年抗日将领练惕生麾下的20多名武平籍从军者。练传志就是其中一人。

在这份名单上,练传志的职务是,62军第157师通讯连传达班上士班长。记者见到练老时,他清晰地告诉记者,自己是一名传令兵,曾冒着炮火,穿越战场,送战情公文。

1916年出生的练传志,在岩前镇当地读了7年书。1939年,23岁的练传志随同乡到广东,加入国民党62军157师,师长正是抗日将领练惕生。练惕生也是武平岩前人,与叶剑英是同学关系,曾受到叶的影响,后练惕生在1949年参加闽西起义,曾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练传志的兵戎生涯从粤北大战开始。但他并没有到一线作战,因为有点文化,他被分在通讯连,当起传令兵,负责公文传送。

也因为这样,他得以第一时间了解战况。1944年的衡阳保卫战,是抗战史上作战时间最长、程度最惨烈的城市争夺战,也是日本战史中记载的唯一一次日军伤亡超过我军的战例,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

这场战役的很多细节,老人都还记得。当时,第10军受到日军猛烈攻击,他所在的第62军在湘桂路头塘、三塘集结增援,最贴近衡阳,“在湖南打了很久,很惨烈。日军100多门炮总攻衡阳”。

练传志当年参加抗战的经历,在他记忆更清晰的早年,曾以文字、口述的方式,向家人讲述过。他说,通讯班传达兵要练习投弹、刺杀、射击技术,他扔手榴弹的技术非常好,又准又远,经常随身携带8个手榴弹,遇到阻挡时,扔了手榴弹就冲过去。

为了完成任务,练传志常常要绕过战场,小的遭遇战,还是要打的。他回忆说,在衡阳作战的时候,一次,在送公文的路上,碰到两个日本兵,“可能是走散的”,本来,他可以绕过去的,但看到不绕也不会影响任务完成,就故意停留下来,“连发数枪,击倒2人”。

衡阳保卫战之后,练传志跟随157师参加了桂柳战役。随后,先后到了越南、台湾接受日军投降,之后跟随部队进驻北平。1949年,他起义加入解放军,一年后因病申请回乡当农民。

练传志回乡后,与当地失去丈夫、育有一子的女子自由恋爱结婚。婚后,他们没有再要孩子。练传志的孙辈有三女一男,大的曾孙已参加工作。

请记住他们的名字

抗日战争,作为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而被载入史册。在重温这一胜利时,我们不能忘记为此付出的巨大牺牲。

从1931年起,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华民族伤亡3500多万人,代价之惨重,为世界战争史所罕见。1942年,在艰难的抗战相持阶段,中国毅然出兵缅甸抗日,13万远征军埋骨异乡;抗战末期,日本陆军还有64%的兵力在中国战场;中国战场歼敌占日军二战总伤亡的70%,以致美国总统罗斯福感叹:“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

每一位抗战老兵,就是一部活着的抗战史。铭记这段历史,就请记住他们的名字。

薛书琼,在他18岁那年,从南京大屠杀的尸堆里爬出,带着抗敌的强烈愿望,回到新四军,继续打日寇;李启能,参加了两次长沙会战,夜袭敌营,英勇无畏;危德章,参加过长沙会战、怒江战役,征战缅甸,身上伤痕累累;练传志,是一位传达兵,仍苦练投弹、刺杀,在一次送信途中,独自击倒2个日本兵……战争到来时,他们只是少年甚至孩童,却被迫见识了杀戮、亲人离散、家园崩塌;而一朝成为战士,曾经的恐惧就化为强大的力量,去抗争,无论手中是枪、是笔,还是药箱、鸡毛信。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将9月3日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9月 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纪念胜利,是为了和平;铭记历史,是为了开创未来。今天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将这些记忆的碎片从历史长河中打捞起来,就是为了纪念抗日志士的功绩,让全民族永志不忘;就是要以史为鉴,警示未来,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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