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及其历史必然性(图)

二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开始的时候由秦邦宪(博古)主持，他首先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作了反对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报告，仍然坚持“左”倾错误立场，竭力为“左”倾错误军事路线辩解。随后周恩来作了军事问题的报告，他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者脱离中国实际的“瞎指挥”，“并就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

张闻天“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的检验和自己的切身体会，决然摒弃了王明的左倾路线，站到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一边，拥戴毛泽东同志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将锋芒集中在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上，针对秦邦宪（博古）毫无自我批评、强调客观原因、竭力推卸责任的辩解，列举大量事实，针锋相对，进行有力的批驳，尖锐地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和拥护。

接着，“王稼祥同志慷慨发言，他同意毛主席的讲话，指出博古（秦邦宪）、李德等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这就是后来多次被毛泽东提及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关键的一票”的由来。

朱德、周恩来等绝大多数与会同志在发言中批判错误的军事路线，要求改换领导，赞同毛泽东出来领导。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写道，遵义会议最后一天，讨论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等重大问题，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即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在较短的时间内处理和解决了事关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遵义会议的成功，既有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也体现了毛泽东卓越的政治远见和实事求是精神。

首先，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不进行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的争论。毛泽东鉴于当时在长征途中，军事问题的解决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共中央和红军的生死存亡问题；而且红军长征以来，军事问题上的错误已经为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同志在实践中觉悟到了，迫切要求批判和纠正。有鉴于此，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军事问题，将“左”倾教条主义政治路线错误暂时搁置起来，留待条件成熟的时候再去解决。

其次，善于团结一切同志、包括犯过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张闻天曾经是“左”倾错误的主要执行者之一，但一经认识错误，坚定地站在正确路线一边，毛泽东立即满腔热情地予以欢迎，与同志们一起，推举他在中共中央“负总责”。对于暂时没有认识错误的秦邦宪（博古）等同志，也保留其政治局成员的职务。

再次，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以党的事业为重，在历史发展关键时刻做出了重要抉择。毛泽东多次高度评价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