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工业明胶“毒”出政绩考核弊端

马克思曾说过一句经典的话：“如果能获得300%的利润，资本家就敢冒被杀头的危险。”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固然希望企业和资本讲道德，但是，既然资本家为暴利都敢冒被杀头的危险，在利润面前，道德也就不过是利润的“婢女”。因此，要使企业和资本讲道德，作为公权力的监管部门的严厉监督就必不可少，包括对敢以身试法者 “杀无赦”，看看他们是否真有勇气不怕杀头。

以此来看，若不时曝出各种骇人听闻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就不能仅把责任归咎于无良企业，而更应该反思监管部门的责任——正是因为监管不严、甚至不作为，才使得企业敢胆大包天，去做各种违背职业伦理乃至法律、危害人们健康甚至生命的勾当。早在2004年就已经被曝光的阜城县，8年之后再次出现同样的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可悲的是，阜城县的副县长竟然在记者面前大谈政府在过去几年里是如何采取措施治理生产厂家的；并把监管难的责任归咎于这个行业投资小、门槛低、工艺简单，以及一些不法商人、不法经营者的见利忘义。

副县长的“表功”，概而言之，不过是说明当地政府采取的监管措施，只是做表面文章而已。在笔者看来，阜城地方政府监管不到位的真实原因，是因为当地成为工业明胶生产的全国四大基地之一。这对地方政府及官员来说，是多么诱人的政绩蛋糕。

固然，从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来看，我们的监管存在“无利不跑”、“脚软难跑”等问题。现行的“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模式，易造成监管真空，责任认定的模糊以及由此而来的责任推脱等；另外，监管者因经费福利的问题存在以罚代管现象，当违法企业成为其“衣食父母”时，是不可能有效监管的。但在“毒胶囊”事件上，笔者倾向于认为，造成监管真空更本质的因素，是所谓的工业明胶在当地经济的支柱地位。假如阜城不是全国四大工业明胶的生产基地之一，很难想象，在前次事发后的8年时间里，监管部门会不知道企业用皮革废料生产的明胶被用于药厂。毕竟阜城是一个小城市，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在如此长时间里不被人发现。

然而，在明胶成为当地可以夸耀于全国的产业后，事情的性质就起了变化。政府和官员都希望把它做大，因为当地GDP的增长、财政收入、政府政绩的排名乃至领导的升迁都要靠它。对于企业的违法行为，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从制度上放松监管的要求。

其实，地方政府这么做也并非不可理喻。对于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发展型政府来说，经济发展、财政收入等始终是政府优先关心和考虑的事项。当然，这样也就使政府的职能和行为发生扭曲，从而对食品药品的监管产生两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是在问题出现前，地方政府基于稳定税源的考虑，往往会优先选择保护本地企业的利益，干预正常的监管，使得监管流于形式；二是在问题出现后，又出于保护产业的考虑，对问题企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尽量不使企业和产业伤筋动骨。特别对于一些带有行业普遍性的质量安全问题，由于在处罚厂商与保护产业之间存在着矛盾，从避免整个行业可能遭受的重创出发，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地方政府，都倾向于保住企业。很多食品安全事故的处理都是这样的。它产生的一个消极后果，就是给企业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信息，即出了事故后，政府都会给以保护，从而无形中放松了自我监管的要求。

但是，一再发生的食品药品等人命关天的安全事故，提醒我们再不能抱着如此思路解决问题了。否则，势必会引起恶性循环，对政府信誉的耗损也越严重。从政府治理的角度出发，必须改变此种状况，对问题厂商、问题产品要有严惩不贷之决心，哪怕因此从头再来，哪怕因此减少财政收入。这就不仅需要政府在平衡和把握经济发展、产业发展、产业保护与身体健康、食品安全、人的生命权之间的关系方面，有一个大的原则性意见与普世规范；而且要改造我们的政绩考核方式及重构监管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