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文化复兴的历史方位

改革之难，其难在人。如同当年经济体制改革打破铁饭碗一样，这也涉及数以万计人员的身份转换——以什么样的身份退休直接决定了退休后每个月拿多少钱。而且旧庙拆了，新的庙又没有建立起来，让只会念经的和尚做什么？谁能把人的后顾之忧解决好，谁的改革才能成功；谁愿意支付改革的成本，谁才能获得生产力的解放。

一场不可逆的改革发动起来了。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几个关口上，党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作出的重要部署，成为改革的强大推力。从2003年开展试点，到2005年点面结合，再到2009年全面展开，文化体制改革如关山飞度，一刻没有停歇。一年一次的经验总结会，半年一次的考察学习，一个月一次的进度汇报，使改革既有明确的任务书，精细的路线图，又有具体的时间表，要求2012年上半年，所有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基本完成转制任务，基本完成一批国有骨干文化企业建设任务，基本完成有线电视网络整合任务，基本完成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任务。这四个“基本”，其实都是硬任务。中央甚至建立了退出机制，明确规定，对不具备市场准入条件的出版社，允许其在做好资产财务清算和人员安置的前提下停办；地方所属电影制片厂在2009年底前尚未完成转制任务的，将视为自动退出；非时政类报刊不符合改革要求、不具备市场生存条件的也要退出。

“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中共中央、国务院2005年底出台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充分彰显了中央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2009年8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标志着改革的全面展开，出版、发行、电影、文化市场管理等领域的改革，进入决定性阶段。国务院随后出台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首次将发展文化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

担心，在政策支持面前消融；共识，在不断探索中达成：改革不是“甩包袱”，不是“养不起”，不会“一转就死”，也不会使传统文化消亡。目前，已完成转企改制的国有院团出人出戏出效益，生存状况远好于改革前。迅猛发展的数字技术，也将人类社会流传下来的文化成果“上载”，并制成数字文化消费品。

文化资源转变为经济优势，精神文化转化成物质财富，这是历史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