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之所以能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闽剧舞台上的“悭吝人“的艺术形象，与他体验生活，博采众长，厚积薄发有关。过去旧赛乐班里有一个当事人，人称“二五谟”，为人勤勤恳恳，小心谨慎，做事有棱有角。有时跟班友们开开玩笑，做一个小动作，逗人笑破肚肠，他自己却从不发笑。新赛乐班还有一个演员黄福官，也是丑角。他是老板的谊男，人称“昂马少”、“太子妗”。他在《枪毙阎瑞生》中饰王长发，是个开妓院的王八头。惯于将巴结上，欺压下的一套表演技巧，演得非常得体。虽然这些人物都和贻顺哥身份、性格不同。但务夏师采取他们的形象、神态及其表演手法，把他们揉合起来，塑造了他心中的贻顺哥。

马贻顺是个小小丝线店老板，兼做经手(经纪人)得一点佣金，放一点高利贷，从夙兴夜寐，锱铢必较，攒积一点钱而起家。他不论晴雨天气，出门必臂挂雨伞(长柄竹勾的纸伞)，手提“砚春袋”(褡裢)，袋中藏放着账簿、笔砚、杂物。有时也信手放一点钱款，为数不多。身上藏一把小算盘。算盘虽小，在节骨眼上取出来一打，表现人物的性格，会收到意想不到喜剧效果。

1953年第一次演出时，大家对戏里的核心“前夫有情，后夫有义”，有所争议。有人认为春香这个人模棱两可不可爱；有人从义字出发而同情贻顺哥；有人建议加强贻顺哥的逼债、谋娶等行动线，来否定其义；更多的人则主张从历史观点看，春香的“前夫有情，后夫有义”是一个特色。

一个戏，决不能脱离它的特定环境与特定人物。我们讽刺吝啬鬼，也不能把他和当时社会孤立开来。当时这个戏发生的年代是资本主义开始侵入中国，福州是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表现在商业方面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残酷斗争。贻顺哥不过是无数被吞噬的小鱼之中的一个而已，他当然也在吃虾米。因此，我们也不必过于无情鞭挞。

务夏师在“说亲”一场的表演，喜剧味忒浓。当道士婶带一盏灯笼来到贻顺店里给他说亲，他接过道士婶的灯笼时，下意识地把自己桌上的灯马吹熄。观众被这一举动哄然大笑。这不是节俭，而是吝啬，只要有一点点的合算的油，他都要揩。当送走道士婶时，她灯笼拿去，店里漆黑。务夏师就运用小科套动作，作摸黑前进，这也是喜剧的夸张。不料给凳子绊了一个趔趄，肚子撞上桌角而落幕。还有上山祭墓，把烧不完的烛蒂，趁人不备，吹灭带回。最后一场贻顺哥机关算尽，丢了一个聪明贤慧的老婆，捞来了一截“烛蒂”。这些场面都引起了满堂彩。林务夏被观众誉为“活贻顺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