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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景峰:饮水思源 纪念《福建日报》创刊60周年
www.fjsen.com?2009-08-22 11:10? ?来源:福建日报网    我来说两句

第二个变化,是我看到已经是大热天,分到土地的农民,兴修水利的热情很高,就写了一篇《水利模范叶保灿和他的快板》,快板说:“天下农民一条心,不分你村和我村,来了共产党农民把田分,修好水利把田灌,农民生活要改善。”在《福建日报》上发表后受到好评。通联组来信表扬我说,现在你已经是骨干通讯员了。我问当时闽侯的县委宣传部长牛力达:“积极通讯员和骨干通讯员有什么不同?”他说:“那不一样,‘积极’只说明你的态度积极,‘骨干’说明你已成为依靠的对象了。”

第三个变化,从骨干通讯员到特约通讯员。牛力达说:“你这样勤学苦练,不用一年就可以当特约通讯员了。”我嘴里说:“不行,不行!”其实心里很想当特约通讯员,因为我喜欢牛力达的那张白底红字“特约通讯员证”。这一年秋天,我突然收到《福建日报》发给我的“特约通讯员证”,里面还有一封信,大意是说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考察,你已具备了当本报特约通讯员的资格,特发给你“特约通讯员证”。

不久,我患了胃病,到省立医院做组织疗法,住在福建日报社。一天,通联组邓辉政带我去见社长何若人。何若人满面带笑地说:“你就是吉景峰同志?”我点点头回答是。他接着又说:“我们党报特别需要像你这样工农出生的知识分子干部,先在基层锻炼一段时间,然后来报社工作。”当时我还以为听错了,回头问邓辉政,她说,是这样的。

何若人的话,我牢牢记在心里,没有对任何人说。我觉得这不过是对我的鼓励和希望,我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还很远,要尽快缩短这个距离,于是我就拼命学习文化。

过了三个月,1952年一月的一天,闽侯县委组织部长苏达通知我正式调《福建日报》当记者。我当时的心情是又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到党报工作,紧张的是文化水平低,怕完不成党交给的任务。因此,我进了《福建日报》,就像上新闻大学一样,夜以继日地认真学习文化知识。直到1953年1月调上海《解放日报》。

“后溪乡事件”惊福建

我刚当上《福建日报》通讯员时,就看到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1950年4月19日)。我在学习这个决定时,心里就想,我也是和报纸刊物有关的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听党的话,坚决执行这个决定,尽一个党报通讯员的责任。

到《福建日报》以后,参加闽侯县干部大会,在他们的讨论和发言中,我发现闽侯县九区后溪乡有问题,就想去做个调查。有同志知道我这个想法后,就劝我说:“我们都来自山西,亲不亲同乡人,美不美一江水,何必那么认真,搞得大家不开心。”的确,我是从闽侯县委调到《福建日报》的,闽侯县的许多干部是我的同乡、同事、老领导、老上级,要对他们进行批评,确实要出于公心、不讲情面。我当时想,这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人民的利益,关系到党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能不能贯彻执行。我下决心步行90里、翻几座大山去后溪乡。结果是三进后溪乡,步行540里(那时没有公路),经过半年多反复调查,写出14000多字的调查报告。经总编辑办公室林振夏同志(后任总编辑,1994年过世)精编,缩短为6000多字。林振夏同志建议:先送《人民日报》,由《人民日报》转省委批。他还替我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同时建议我给时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同志写一封信。过了三个多月,省委纪委检查委员会给我回信说:“你给《人民日报》的稿子和给叶飞同志的信都收到了,内容查实后,将在《福建日报》上公开发表。”到1953年2月8日《福建日报》发表时,离我第一次去后溪乡调查一年多,我已经离开福建调到上海《解放日报》。福建省委还通过“后溪乡事件”这个典型,发出整顿落后乡的指示,要求检查全省落后乡的工作,切实改进领导作风,并将检查情况向省委报告。以后我到福建采访,有些地、县领导干部说,他们是通过“后溪乡事件”的报道才认识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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