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1941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又说：

我在大学里，被“当代大师”们“谬奖”，认为颇堪传授“衣钵”，鼓舞我“好自为之，勉求成立”。我那严肃可怕的父亲，看我写的什么“考”，什么“篇”，也颇改变态度，宽加辞色。我那和蔼可亲的叔父，更是奖勉有加，教我努力上进。我似乎有了自信力了，“追踪乾嘉老辈”，成为全部生活的唯一目标。

我决定选择教书做职业，从民国七年起，一直教下去，宣讲我的“好古”之学。“五四”运动没有打动我的“好古”根基，我不赞成白话文，甚至荒谬到替鲁迅大师惋惜，以为他“离经叛道”，“走错道路”，因之偶到北京，不再专诚去谒见他。[5]

既然认为五四时期的“那些新思潮”并“没有多大道理”，也就会“疏远”那时的“所谓新人物”，鲁迅自然也在其例。从上面两段引文看，范文澜亲近五四之前辑录古籍，抄录古碑的鲁迅，却疏远此后写白话文，写新小说的鲁迅。可见，他在1918年7月14日之后的六七年中再也没有在《鲁迅日记》中出现，不仅是地域的原因。鲁迅既能看到范文澜题为《整理国故》的讲演，当然也会感觉得到这一点。从这个角度说，范文澜之“笑话”顾颉刚与鲁迅之“笑话”范文澜，在“笑话”之中，确实也有新旧思想之交锋。当然，鲁迅对于范文澜的“笑话”，只是表明“古史”原也可辨可疑，并没有肯定顾颉刚的“禹不是人名，是虫名”之说。鲁迅确实曾经多次在文章中反诘或非议过顾颉刚的“禹不是人名，是虫名”之说，但那是以后的事。至少，在1924年初，鲁迅还没有对顾颉刚的“禹不是人名，是虫名”之说提出批评，更没有与顾颉刚交恶，恰恰相反，直到1926年6月至9月间，顾颉刚还曾寄赠鲁迅《古史辨》、《孔教大纲》以及宋濂的《诸子辨》等书籍。而且，鲁迅日后对顾颉刚的批评，其着眼点也在于“已将古史‘辨’成没有”[6]，而不在于“古史”是否可疑可辨。所以，以“鲁迅先生对顾颉刚先生对禹的考据也是很不同意的，直到1935年11月他写新编历史小说《理水》的时候，还对用这种考据所得出的荒谬结论进行了讥讽”为由，认定鲁迅与范文澜的观点“基本一致”，模糊与忽略了此中的时间界限，从表面看似是有理，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