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3岁时父母离异，刘刚和奶奶一起生活。干过服务员、保安、卖过街边DVD 。2002年，刘刚没和家人商量，只身揣着仅有的100多元钱来到北京，好不容易有机会进安贞桥附近的一个酒吧驻唱，工资每月700元。但只唱了三个月刘刚就离开了，此后开始了“地下通道歌手”的卖唱生涯。“因为这里自由，想唱什么就唱什么。”王旭，在农场务农时，因为留小胡子、穿皮裤、烫发，成为农场的“异类音乐青年”。这些年来往来北京和河南之间，当过锅炉厂工人、卖水果、水煎包、唱酒吧……走红前还在一家药厂干库管、搬运的工作。

互联网时代给了草根们机会，平民有了通过互联网表达和被倾听的机会，这是当代文化最重要的特征。艺术和文化已经不是少数精英的专利，互联网的到来，终结了平民、凡人只能欣赏不能参与，只配分享不能创造的一个时代。从星光大道一路走来，旭日阳刚就以质朴淳厚的嗓音征服了听众，但还不至于如此蹿红，央视春晚无疑是个更宽广的舞台，每年春节是农民工返乡最喜悦也最纠结的时刻，春晚需要草根来装扮这个流光溢彩的舞台，来显示春晚的人文关怀，于是相中了包括旭日阳刚、西单女孩和深圳农民工街舞团等在内的草根代表。草根们虽然专业水准并不高，发音上还有不少的破绽，让他们上春晚，也有不少人心里不平衡。据说某歌唱家质疑西单女孩凭什么上春晚？她给出的理由是，“正规的艺术学校学生学了四五年上不了春晚，一些老艺术家一辈子也上不去，但一个在西单地铁的女孩，只因为媒体的报道，就成为名人上了春晚，是一种走捷径的做法。”这样的歌唱家怎么可能为人民歌唱，正如鲁迅所言：那些石油大王哪知道捡煤渣老太太的艰辛？即便让他们来演绎《春天里》这样的歌，也唱不出心灵所能感悟的那种味道来。无论是西单女孩还是旭日阳刚，他们已经不是个体的存在，他们之所以能够上春晚，靠的也不是艺术水准，而是他们身上的符号，他们代表的是几亿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符号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