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来,赵作海在一家“民告官”网站站长蔺文财的带领下,以“公民维权代理人”的身份,在郑州、上海、北京、昆明、重庆等地接受多家媒体采访,并听取不少群众反映情况。可是,在“蔺赵二人组”一个多月的合作中,只有两件案子进行了开庭,但都以赵作海的失败告终。现在,赵作海作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舍弃“导师”蔺文财,投向“老婆”李素兰(11月26日《华西都市报》)。

赵作海何许人也?一没有权二没有钱三没有法律知识,甚至连与政府进行基本的交际应酬能力都没有,不过是作为一个曾被公权冤枉打击的象征,一个在滥用公权里死里逃生的图腾,具有一点与其身份不相称的名气。蔺文财和一帮维权的公民需要赵作海,不过是利用赵作海名气的“剩余价值”,为自己的冤屈争取社会的眼球而已。于是,赵作海被老婆喊回家吃饭就非偶然的,而是铁定的事情了。

法治社会肯定不需要赵作海。一个法治社会,政府依法行政、司法公正判决。公民有了冤枉,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就是了。即使需要一些积极公民帮助那些弱者维权,这些积极公民也首先是懂法的,又是“有闲”的,他们背后有一个公益组织支撑,就像美国有形形色色的“有色人种协会”为种族平等进行斗争。在一个法治社会,赵作海们是多余的。

赵作海不是雷锋,更不是神仙,可以不食人间烟火。先前有媒体报道称赵作海维权背后隐藏着一个隐秘的利益链,一时舆论大哗。有无利益链,我们不清楚,即便是有利益链,按照媒体的说法,那也要若干年后才能见到。在效益没有创造出来的这几年,赵作海真能免费为他人维权吗?他免费了,他“老婆”又吃什么?就算不是李素兰,换作其他一个什么人做他的“老婆”,大概也是早早喊他回家吃饭得了。

赵作海回家吃饭了,“维权斗士”形象轰然倒塌。我们社会需要“维权斗士”,但我们没有权利起哄地将他人送上“维权斗士”的神坛,更何况是一个弱者。赵作海回家吃饭后,我们更应当反思,为什么我们居然需要一个冤枉坐了11年牢的赵作海为我们的社会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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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里逃生的赵作海蒙冤11年获得自由半年来,源源不断产生新闻。最近,据说是曾经的千万富翁蔺文财发现赵作海后,就和他走南闯北开始了维权之旅。57岁的蔺文财是“中国民告官网站”站长。老蔺和老赵很忙,云游了许多地方,每到一个地方都有新闻。这两天,老赵产生的新闻是要与老蔺“拜拜”,回家和“媳妇”李素兰好好过日子了。

“河南版佘祥林”是赵作海抹不去的印记。这个人高马大的柘城农民蒙冤入狱,经历过残酷的刑讯和折磨,无期徒刑让他保住了命。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被无罪释放,并得到一笔数十万元的赔偿。他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他的人生已经大起大落,令人心酸不已。

如今,赵作海“成名”后,“被当做一块惊堂木、一面镜子,能够监督其他法官”,在“伯乐”蔺文财的眼里,老赵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更多的蒙冤者带去希望和福音。于是,“蔺赵二人行”闪亮登场。老蔺筹划的“赵作海全国维权之旅”,是借赵的影响,精心打造一张“赵作海”公益维权品牌。要说这也是好事,不错的如意算盘。

可是,赵作海退却了。从见诸媒体的报道看,赵作海少言寡语的表现,和仅仅听取求助者们口述做出的是非论,基本又还原了一个老实巴交农民木讷的形象。他受到的那些严刑酷打并没有让他坚强起来,他11年的狱中生活也没有让他学到多少保护自己的法律知识,以及谋生技能,还有略显进步的文化知识。可以说,自从他被抓被诬陷被杀人被判刑之后,他经历的那些磨难、体悟的那些心路历程,几乎都是静止的,没有大的变化。依然无知愚钝,依然茫然不知所措,依然心如死灰,依然“很农民”……

也许,这样说有点不近人情不可理喻,因为对于一个死过几回的人似乎应该最大限度的宽宥才是。然而,事实也可能恰恰相反,冤屈、折磨和死亡更应该磨砺人生,让生命变得更加顽强和更有价值。比如,漫长的11年里,赵作海完全可以在监狱里学习法律知识,为雪洗不白之冤做准备,完全可以在改造中尽可能武装自己的头脑和灵魂,期待有一天把苦难变作财富,为更多的蒙冤者送去方法和激励,送去信心和勇气。

至此,我们从赵作海身上不无遗憾地看到,罪犯在监狱里的改造是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的。别的改造暂且不论,单说犯人的学习改造,完全可以提供最大的方便,让他们读书看报,用文化知识法律知识自我洗心革面。这一点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监狱做的不错。——本来,赵作海是可以成为“惊堂木”骤起“惊堂”之效的,可是他在监狱里呆了11年出来后基本上看不到任何可喜的变化,太令人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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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4日,赵作海(右)在昆明。一起纠纷的受害者家属希望能得到赵作海的帮助。 (CFP/图)

出狱半年间,新房落成,长子结婚,“河南版佘祥林”赵作海正在远离他的冤屈。那张人所熟知的脸孔印上了崭新的身份证,打量着周遭的世界。不过最近一个月来,这个目不识丁的老农以“公民维权代理人”的身份,再次被记者和他人的冤屈包围。

和他一起登上报纸头条的,还有“赵作海维权”品牌的打造者、与他同为57岁的“中国民告官网站”站长蔺文财。

蔺文财以“案件考察”、“与律所合作”等创意,展开了与赵作海的合作维权事业。“赵作海”以最醒目的方式出现在他的名片和网站上。他毫不掩饰称自己是赵作海的“代理人”。蔺文财坚信,由他主导的“赵作海全国维权之旅”,既有助于帮助赵作海深入美丽新世界,更为重要的是,能在中国法制版图上开辟一方新天地。

过去一个月中,赵作海亦步亦趋跟着他,穿着120元的西装和2.5元的袜子,东至上海西行成都北上长春南下昆明。正当他们以维权者的形象登上报纸之际,法学界论争呼啸而至。但这并不影响蔺文财把这项事业做大做强的决心,他最新计划是开一个“赵作海全国维权之旅现场发布会”。

不料,愤怒的李素兰终结了这一切。对于她的身份,媒体赋予了一种她所不习惯的词汇——赵作海女友。她不想让赵作海被蔺文财“绑架”,设法终止了赵作海的维权之旅,却无法阻止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助者带着希望踏进她的家门。


维权者盯上了赵作海:“赵作海是一块惊堂木”

2010年11月13日是个星期六,蔺文财在位于北京的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副楼内租的简陋办公室里,迎来不少求助者。他和赵作海的合影贴在柜子上,许多求助者正为此而来,尽管此时赵作海身在河南老家,与蔺的合作已出现矛盾。

这个下午前来求助的人有三个。已经年过半百的退养法官吴夫增坐在门边。“赵作海是一块惊堂木,一面镜子,他能够监督其他法官。”

掏出自己江苏邳州法院的工作证,吴夫增笑称是“穿着法袍来寻找赵作海”。前年4月,吴夫增爱人经营的十多亩养殖场被强迁后,法官变成了维权者。

人高马大的邱照轩刚从山东烟台赶到北京,行李箱里塞满了各种文书。他在看守所里关了21月并放弃了4600万财产。今春,媒体以“被有罪被无罪钱说了算”为题报道了他的冤屈。

邱照轩希望赵作海能加速他本人的平反进程,为此还满怀希望地拟好了下联:“赵作海山东一行帮维权”。横批:“见怪不怪”。

在两位求助者叙述的当口,一个身穿运动服的女子赶紧从兜里掏出几张照片。第一张是一条完整的街道,第二张,街角那个店铺成了废墟。在第三张照片里,两个彪形大汉把一个女子按在水泥地上。

蔺文财也对求助者们奉上自己的经历:前千万富翁,8年前遭遇411天冤狱后以维权为志业,并且在民告官的道路上颇有心得:“上访的找到我,我会给当地驻京办打电话。上访者的事情一般都能解决。”

他的网站上除了大量有关赵作海的消息和一些案件,还有他写给国家领导人的信。他掀开毛衣,指着印有国徽的腰带,“公安部的朋友送的”。他递过一张印有国徽的印纸,“国家信访局的领导给我题的词。书法不错吧。”

蔺站长一边满口应下求助者,一边不断给赵作海已经关机的手机打电话。蔺文财也是当天众多寻找赵作海的人之一。忙活了一阵无功而返,蔺站长转而厉声打电话给河南警方:“赵作海丢了,有生命危险。出了事谁都过不去!”

蔺清楚,赵作海正在他“女友”李素兰手中,不过他有信心从她那里将他夺回。


女友和代理人争夺赵作海:“你不来我就自杀”

5天之后的11月19日,河南柘城县北门村一个邢姓村民的家中,前来维权的赵作海身边,同时出现了李素兰和蔺文财。

邢家三座祖坟被开发商掘开,三个老人维权,却以涉嫌“敲诈勒索罪”被逮捕。蔺文财与邢家签订了代理合约。

事实上出狱后,冤字也从未离开赵作海的生活。李素兰就是他出狱后不久来到家中的求助者。

赵作海回忆说,第一次见面时,两个苦命人从下午聊到晚上,“有点同命相怜”。李素兰搬到赵作海家共同生活三天之后,便以婆婆的身份参加了赵作海大儿子的婚礼。也就在那时,蔺文财来到赵家,带来了两条极品云烟和200块钱作为贺礼。

蔺文财与李素兰一度互相信任。蔺文财愿意帮助李素兰维权,他甚至提着相机给李素兰的残疾女儿拍照。

但伴随着赵作海成为“公民代理人”,蔺文财和李素兰的矛盾开始激化。她一直当着大家的面叫赵作海“猪脑袋”“神经病”,把蔺文财的网站称为“垃圾网站”。

矛盾爆发于11月初,赵作海身在四川绵阳之际,接到亲戚急电,称家中8000斤玉米被李盗卖。之后李素兰被当成偷盗者见诸报端。蔺文财还拉着赵作海去派出所控告她。他称李素兰图谋赵作海钱财,“有夫之妇”、“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

李素兰解释说,自己卖玉米原本是贴补家用,却被冤枉成盗窃者。为此她一病在床,在院子里堆土堆并插上几个木棍,以乡间的方式诅咒蔺文财。11月12日,赵作海又被接到郑州准备开始维权之旅后,她不断给赵作海打电话阻止。

此前赵作海在昆明巡游、一天的采访结束后,吃饭时跑到马路边呕吐,晚上不得不输液。他给李素兰打电话说自己想回家。据赵作海回忆,“蔺文财当时跟我说,你这么快就变心了吗?”

一些争吵是以法律的名义进行的:蔺文财和赵作海身在重庆时,李素兰认定蔺文财绑架了赵作海,把他当猴耍,当枪使,说准备报案。蔺文财在电话中反问,你以什么身份报案?你还想有几个老公?蔺文财说,他最担心李素兰设圈套,将赵作海“捉奸在床”。

“拯救”赵作海那天,在郑州,李素兰先到医院买了40片安眠药,然后来到河南省高院的门口,几番给赵作海打电话说“你不来我就自杀”。僵持的结果是,赵作海跟李素兰回到村中。

这还不是李素兰反击的全部。这个早年与丈夫不和、以自己能力拉扯大4个女儿的女人,到商丘花190元买了一个录音笔,瞒着赵作海,录下了她与赵作海的谈话:蔺文财在外边带赵去找过小姐,但他拒绝了。面对记者,蔺文财解释说,足疗。

更为致命的是,各自面对记者,矛盾的双方都提出对方曾经收过求助者的钱。但双方均否认。

在邢家,临近中午,蔺文财挥舞双手发表对邢家祖坟被掘事件的看法,坐在对面的赵作海一言不发。所谓赵作海维权,不过是蔺文财拍些采访视频,发到自己网站上,然后出具一份文书让家属送到检察院抗议。

此前巡游多个城市之间,赵作海回顾,自己该说什么、怎么说,都是蔺文财教的。在很多场合,他干脆不说,直接让蔺文财说,“就代表我了”。

蔺文财眼中的赵作海“很自私很自私,完全像个孩子”。蔺文财教育他,“要把党和国家当成自己的家。”甚至对赵作海的一些生活细节,包括刷牙吃饭,乃至裤子拉链,蔺文财都会关注,“让他拉上,他说我里边穿着裤子呢。”

在蔺文财的家乡昆明,5家报纸和2家电视台的报道规模,让他引以为豪。

不过,媒体报道他们“与律师事务所合作维权”,让昆明律师耿国平感到奇怪:“当天昆明台邀请我做节目,评点赵作海。之后我们一起吃晚饭,当时我说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告诉一声,没想到第二天见报后就成了合作。”


赵作海拒绝了:“人心隔肚皮,虎皮隔毛羽”

走出邢家第二天,蔺出现在老王集乡派出所。

自我介绍了一下,蔺递过去一页纸,“这是我们查到的李素兰的户口。李素兰确实结婚了。本着社会和谐和道德的角度,希望派出所帮帮老赵,跟他谈谈,不能眼巴巴看着赵作海废在这个女人手里”。他说李素兰已经涉嫌重婚罪。

黄昏时分,蔺站长来到了赵作海家,“老赵,你去趟派出所,我们去把那个玉米的案子销了吧。”实际上,他指望派出所民警跟他谈李重婚之事。

赵作海走到院子当中,跟李素兰打招呼。话音未落,李素兰呜咽着哭喊起来,去屋里翻找什么。“不是说我偷了8000斤玉米吗?这是凭据,一共只有三千多斤。我卖自己家的玉米怎么了?”她举着一个纸条,记者的相机闪了起来。“拆散别人的家庭,把别人当猴耍。丧尽天良啊!”李素兰引领记者去看家中剩下的玉米。一向习惯了沉默的赵作海佝偻着身子,突然大声喊:我不去了,我不去了。

蔺文财没有放弃:“老赵,乡亲们都在看着你。你不是菩萨。11年冤狱,我是真正为了你好,你不能拿后半生开玩笑啊。”

他说:“老赵你好好想想,你也有重婚罪,也得判刑。”赵作海仰起头,“我不怕。”

在蔺文财看来,离开他的赵作海是失去了人身自由的软弱者,“相当于第二次坐牢”。他说自己恨铁不成钢,“我的名气肯定比他大很多。到哪里开庭都受尊敬。想借助我的名气把他拉起来,可惜他没有骨气。”

蔺文财说自己是追求公平正义的现代包公:“赵作海应该感谢我。如果不是我带他出去,记者没有理由再报道他了”。

当天,蔺那致力于“正义曝光台”的网站首页上用大黑体字挂出了一则重要通知:“因赵作海女友被爆有夫之妇,对蔺文财产生不良影响,蔺文财决定暂停带赵作海学习维权的行为”。

私底下,蔺预计这对夫妻很快鸡飞狗跳,“肯定不会长久”。

对于围绕自己的这场纷争,赵作海觉得,“人心隔肚皮,虎皮隔着毛羽,知人知面不知心”。他并不怕重婚罪。“这是人身自由”,他强调说,“是人身自由。”


赵作海又拒绝了:“到处都是案件,办不完,办不了”

蔺文财离开赵家的这天,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安安静静出现在堂屋门口。

这位陕西汉中的李秀明老人已经年逾六旬,第八次到北京上访准备回家,先是在火车上站了14个小时站到西安。得知赵作海帮人伸冤后,又从西安坐火车14个小时赶到商丘,从市里折腾到县里乡里,最后从乡里步行两个多小时,一路打听问到赵作海家中。

在赵楼村,人们已经把赵作海家称为公堂。老人坐在赵作海对面。赵作海努力调整了自己的河南话,提高声音,发出很奇怪的强调:为什么来?什么冤情?

李秀明情绪相当激动,身体端坐得笔直,双手放在膝间,话语颤抖带着哭腔:“我们慕名而来,希望您能现身说法,帮帮我们。我儿子在5年前入监后死了,是冤案加命案”。

随后,李像背诵课文一样背诵着什么,土地、开矿、敲诈、死亡、判决……

赵打断了老者的陈述。他更加拘谨,一字一顿:“现在社会发展到这一步,腐败太多。我在家也不得安,出去也不得安。到处都是案件,办不完,办不了。”“那天有法官找我帮忙打官司。我觉得有点可笑。他跑了两年,没人过问。一个法官能没人过问吗?”

李秀明很快合上材料,站起身,默默地把它们装进背包中,拒绝在赵作海家吃饭。既不离开也不说话,站在赵作海家的院子中,直到好心人把她送到镇上。

第二天中午,赵作海觉得憋闷,他没有吃饭,赤脚穿着布鞋走来走去。穿上一双2.5元的白袜子,又穿上仅有的一双皮鞋,他安静了下来。

当“公民代理人”期间,正是穿着这仅有的一双袜子,他第一次乘坐飞机降落到灯火辉煌的夜上海,没看世博,也没被允许进法庭。在北京他乘坐了地铁,对鸟巢不感兴趣,在天安门为看到毛主席纪念堂激动不已。在昔日包青天故地开封,他第一次进了法庭,只说了一句话:“走!”这是他唯一一次开庭,结果以愤怒离席收场。

赵为李秀明老人的遭遇揪心,不过又无能为力。

在赵朴素的观念中,冤案很难办很难办,“如果处理好,当官的得罪了。处理不好,农民亏了。帮忙打官司不就是跟官斗吗?”

这几天还有另一件事让赵揪心。他的大儿子取走了他存折里14万的巨款。只有大儿子知道存折藏在哪儿,二儿子知道密码。他打电话痛骂了大儿子一顿。

赵三个儿子都在外地打工,身边只有李素兰一人。他说不会再当公民代理人了,准备跟李素兰种地,做点小买卖。

65万的国家赔偿,半年间只剩下40万了。公民代理人生涯给他留下了两件78元的衬衫和1300块钱。其中500元是蔺文财给他的,800元是上海寄来的稿费。

不过为了买一个灯泡能跟赵作海吵一天的李素兰更乐观一些。送记者出门时,她不忘递上记在纸盒子上的电话号码:这家有冤案,挺有价值的。从求助者到女主人,这个昔日的女强人击退了很多对手,她是世界上离赵作海最近的人。但她仍然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对记者诉说女儿的冤情。在她的构想中,不能排除赵作海帮别人打官司的可能。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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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吴大全冤狱案”的细节逐渐被披露。吴大全2006年9月在浙江慈溪打工时被错误认定为一起命案策划者,以杀人罪被判死缓,后来戏剧般地在狱中巧遇真凶,并由于真凶自首而沉冤得雪。吴大全称,警方曾对其严刑逼供,但由于害怕案件被打回公安局后继续受苦,他在检察院、法院不敢翻供,服刑期间也放弃了无罪申诉。(《新京报》11月15日)

在佘祥林、赵作海等冤案曝光后,人们对于冤案的成因和教训曾有过深刻反思。这些冤案的发生和纠正有着惊人相似:警方的刑讯逼供、违法取证,往往是冤案铸成的关键一环;而死人复活、真凶落网等戏剧性场景出现,则成为冤狱平反的契机。

吴大全案的平反,同样极具偶然性、戏剧性:他在监狱里邂逅了真凶,真凶在其动员下主动自首。试想,如果吴大全一生见不到真凶,或者真凶拒不自首,则几乎是冤沉海底,永世不得翻身了。

面对一个个如公案小说般离奇、诡秘的冤案,对执法者个人的问责固然重要,但对制度的追问更有意义:为什么在“人权入宪”、倡导“民有尊严”的今天,刑讯逼供等野蛮现象仍屡禁不止?为什么刑诉机制本身应有的纠错功能几乎完全丧失,而使侦查错误一步步演变成起诉和审判的错误?更严重者,透过赵作海、吴大全案件,我们还看到了蒙冤者的恐惧:赵作海根本没杀人,却“有冤不申诉”;吴大全被冤枉,却因害怕“案件被打回公安局”而不敢翻供和申诉。

冤必辩屈,不平则鸣,乃人之常情。但赵作海、吴大全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沉默和放弃。原因何在?吴大全的解释揭开了谜底:是严刑酷法彻底驯服了他们,他们害怕自己会因辩解和申诉“继续受苦”。正是因为心存恐惧,无辜者才会认罪,蒙冤者才会臣服,真相和正义必须借助于极具偶然性的小概率事件,这样的司法现状,难道还不应当检讨吗?

“免于恐惧”是人类基于安全需求而应享有的基本人权,也是法治国家应给予公民的基本保障。如同犯罪的蔓延一样,如果执法不公、野蛮执法,同样会陷人们于恐惧之中。

公正的司法,才能让我们免于恐惧,才能避免赵作海、吴大全的悲剧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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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作海,曾经的司法不公的受害者,如今愿意以自己的品牌帮助别人维权,这本身是一件好事。“赵作海”将由中国司法界的一道伤口,成为一个维权的品牌,或许是法治进步的体现。

谁也没有想到,半年前还在牢里作为“杀人犯”服刑的赵作海,如今成了维权人士。今年10月,赵作海作为“公民代理人”开始了替人伸冤的全国维权之旅。他的维权之旅第10站选择在了成都,并与成都一律师事务所谈妥了长期合作意向。

但有媒体报道称:赵的维权是有“隐匿利益链”的——赵作海“公民代理”的名头响当当,如果承接的案子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就把案源推荐给在全国各地的合作律师;而合作律师遇到一些问题时,也可以把案子交给赵作海处理。“律师借助赵作海这张名片,赵作海也借助了律师的案件资源。”(《成都晚报》11月11日)

如此看来,“隐匿利益链”的表达并不妥当,这是维权机构、律师借用赵作海的品牌效应,进行整合营销。这与其叫作“利益链”,不如叫“维权一条龙服务”。其中,赵作海“除了食宿、路费,不收当事人一分钱”,保持公益性质,而这个一条龙服务能使赵作海的公益行动、律师的案源、当事人的权益达到共赢,这本身没有受害方,更没有什么黑幕。

半年前的5月17日,《新京报》曾发表社论《赵作海积极求偿,本身就是进步》,认为在出狱仅仅一周之后,赵作海的权利意识就能很快与社会同步,这是中国法治进步的表现。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赵作海不仅赶上了时代,还走在了时代的前列——通过公民代理参与维权行动。

事实上,赵作海冤案的意义不能止于个案的平反,河南法院将其被释放的那天,设为“错案警示日”,也是希望在司法系统中挖掘赵作海案的“正面意义”。赵作海,曾经的司法不公的受害者,如今愿意以自己的品牌帮助别人维权,这本身是一件好事。“赵作海”将由中国司法界的一道伤口,成为一个维权的品牌,更是法治进步的体现。

那么,赵作海的维权,本身会不会干扰正常的司法秩序,妨害司法公正呢?

就目前的报道来看,赵的维权主要是通过旁听司法审判、与律师合作等方式进行,他没有不正常地影响司法判决。既然,作为司法民主的具体途径,每年各级地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要对司法机关进行检查,每年都有那么多的人民陪审员参与法院的审判,那么赵作海参与公益维权,也就不失为司法民主的一个新形式。公众有理由相信公民赵作海的出现,是对可能的司法不公的震慑,也有助于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封建时代有一个专门的罪名叫“包揽词讼”,在一个公民权利本位的时代里,是没有这样的罪名的。赵作海依法维权,是公民责任的体现。

不过,还是要善意提醒一下赵先生,维权本身需要专业知识和能力,有一条“红线”叫作法律,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希望您谨慎把握。同时,也请相关部门给赵作海、律师们一个创新的机会,在他们没有越过“红线”之前,不要急于叫停。我们期待赵作海维权的品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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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打官司,赵作海见了大世面,认识了许多记者,结识了许多大官,很有影响力,人们期待能借用赵作海积累的这些资源从而打赢官司

坐了十多年冤狱的赵作海,被洗清冤屈后,如今成了“公民代理”,开始帮本地人打官司,免费替人维权伸冤。(10月11日《河南商报》)

细细品味“赵作海成公民代理”的新闻,更多读到的不是底层民众互相帮衬、接力维权的温暖和进步,而是底层人维权的艰难和辛酸,还有法律的尴尬。

赵作海的冤屈被洗清后,当地为什么那么多人找赵作海代理官司维权?是赵作海经过官司后学到许多法律知识吗?不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可能会通过打官司学到一些法律常识,但那点儿皮毛,是肯定不足以支持其代理官司的。是赵作海被洗清冤屈在当地产生了轰动效应,从而成为一个维权标杆吗?有一定道理,当地许多人从他身上看到维权信心。但人们更多看中的是:通过打这场官司,赵作海见了大世面,认识了许多记者,结识了许多大官,很有影响力,人们期待能借用赵作海积累的这些资源从而打赢官司。

对于这一点,赵作海非常清楚,当记者问别人找他代理官司是“看中他哪一点时”,他说:认识人比较多吧。我给省高院院长打过电话了。

是啊,赵作海冤情昭雪后,危机公关中,当地许多高级官员都前来向赵作海认错。河南省高院院长登门向其认过错,判其入狱的法院领导带着现金向他鞠过躬,当地一把手亲自到监狱门口接其出狱,为了平息赵被冤屈十多年的怨愤,许多官员都承诺“会满足赵提出的要求”——这在当地人看来,赵作海能认识这么多官员,非常了不起。不仅有官员,赵作海也已经成为一个新闻人物,认识了许多媒体记者,其行为很容易引起舆论的关注。

不由想起重庆的熊德明,偶遇总理,总理帮她讨回被欠的血汗钱后,她也成了“公民代理”,许多人都找他帮忙去维权和讨薪水。赵作海如今的所为,与熊德明其实是一样的。

“给省高院院长打过电话了”——这是“公民代理”赵作海打官司的方法,也正是委托他打官司的人所期待的。可,这是法治吗?

另一层让人感到辛酸的是,穷人根本请不起律师,他们只能把赵作海这样身边的“名人”当作救命稻草,以最小的成本去帮自己讨回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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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轿车上下来,赵作海带着新媳妇李素兰,微笑着向早已等候的记者挥手致意,两口子“高调”亮相是找记者替别人维权的。他说自己的身份是公民代理,代理的是一起发生在21年前的命案。此案将在河南开封市禹王台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赵作海将出席。(大洋网10月11日)

赵作海这个华丽转身真的很神奇。当年,他曾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刑2年,后因被害人“死而复生”而无罪释放,并获得国家赔偿。现在,他又当起了公民代理,要为别人打官司。

赵作海表示自己不是为钱,而是帮忙。但是,对一个并不太懂法律的人而言,他凭什么代理官司?而那些老百姓又凭什么把他看成“救世主”?其实,人们找老赵,看重的是他的名人效应。赵作海由于冤案出了名,是个新闻人物,因此可以在两方面发挥作用:一是比较容易找到记者,二是可以找到法院的领导。在此次代理案件时,老赵就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记者也找到了,“给省高院院长联系过,后来,开封法院的领导来找过我,说了说案子的情况”,这就很不容易。而他表达的理念也很正确:“让我代理,可能会有些新闻效应,会督促政法机关合法办案。”

成了名人就会有许多老百姓找你帮忙,赵作海不是第一个。当年的陕西农妇熊德明,因为请温总理帮助讨薪成了名人,于是,有1000多个农民工打来电话请她帮助讨薪,甚至请她找总理。熊德明在接到13名老乡的委托后,利用自己的名气和一些媒体的帮助,到温州为打工的老乡讨薪。因为灵宝事件成为名人的当事人王帅,每天接到数十个电话、邮件,都是向他反映情况,更有人千里迢迢坐火车跑来直接找到他。王帅对记者感慨地说,自己现在成了农民的“信访办”。

一成名人,马上被老百姓看成救世主,成为接待上访的“信访办”,这样的现象是怎样发生的?起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老百姓感觉这些曾经的弱势者才可能代表自己,帮自己说话,他们总不会愚蠢到去请一个影视明星为自己伸冤。第二,说明基层群众确实有许多不平,却没有申诉的渠道,他们正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困境之中。当然,更重要的是第三点,老百姓对基层政府失去信任,甚至他们要告的就是基层政府,他们希望通过媒体和有关渠道找到更高层的官员,来寻求公平正义。由此,熊德明、王帅、赵作海才会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救世主。

应该知道,赵作海们根本不可能成为救世主。熊德明在温州维权后就说,她不是“讨薪英雄”,希望民工首先走正常法律渠道。公共事务还是要由公共权力解决,靠法律制度解决。问题在于,当老百姓不信任基层政府而寻求更高权力解决时,我们的基层权力不仅不反思,反而对所谓越级上访围追堵截。因此,基层政府依法行政是一个方面,疏通老百姓寻求更高权力救济的通道,更是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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