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有关官二代不正常提拔事件,已经不是这一起了,可以说是接二连三地发生。就在跟新泰同一省的济南,还冒出来一个80后的副厅级 “优秀人才 ”,一查,原来人家的老子和老子的老子都大有来头。据社会学家的研究,现在官员子女做官的几率,大大高过其他阶层,尤其高过平民。平民出身的官员,即使已经进入“干部队伍”,但到了一定级别,就会碰到玻璃天花板,无论如何升不上去了。也有人说,去年一共落马了17位省级高官,个个都是平民出身。

尽管没有制度鼓励官员的世袭,但是,不容否认的是,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的两种从帝制时代留下来的传统,还是很容易让官员的选拔升迁,蒙上特权的阴影。这两个传统,一是官本位,一是家族制。

在官本位的社会氛围中,官员占有最多的资源,不仅地位最稳定,最荣耀,而且获利最大。官员,尤其是级别较高的官员,在本身具有影响官员进入和选拔的能力之后,按照经济学的理性原则,理所当然地会运用自己的影响力,让自己的后代和亲戚,进入官员队伍,并且在自己未退休之前,尽可能快地上升到一定级别。无疑,这是一种最优的理性选择。人们看到,社会上存在着相当普遍的不同行业之间的官员子女的交换现象。两个或者更多的部门领导,互相交换子女到对方单位工作,互相保证给予晋升方面的优待。这样既保证了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同时还避免了嫌疑。现在网络上被曝光的事件,如果不是因为官太大,而年龄太小,更大的可能是会风平浪静。或者说,如果当事人背后的有力者稍微忍耐两年,让一切看起来比较正常的话,官二代的特权,一般是不会暴露的。本地人即使知晓内幕,但鉴于官员们的势力,有谁敢说话呢?如果一切都符合程序,即使明知道官二代有特权,告上去,谁又能把他们怎么样?


毕竟,中国还是个家族本位的国度。官员,尤其是负责官员的子女亲戚,无论如何都会被人高看一眼的。做什么都会有意想不到的便利,做官理应也比别的人仕途顺利些。中国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但这个制度,也仅仅能保障一半左右的人,是从平民中选拔上来的。也就是说,另一半,还只能是现任权贵的后代。比较双方的人口比例,权贵的后代,不仅入仕而且晋升都要比平民子弟容易得多。只是,在科举考试盛行的时代,即便官宦子弟,有门荫入仕的终南捷径可走,但真的走了这个捷径,会比较让人看不起。所以,他们若想入仕,还是尽量走考试的路。从正途出身的官宦子弟,也比较让皇帝看得起,升迁提拔都容易。加上官宦子弟受的教育都比较好,所以,考试也有优势。但是,在那个时代,无论如何,那另一半的入仕晋升的位置,都要给平民留着。一方面保障政权可以不断从平民中吸纳优秀人才,保证制度的效率,另一方面给平民留个上升的渠道,从而保障社会的稳定。

要做到这一点,用制度限制官员的特权,尤其至关重要。因为趋利是人的本性,这种本性,单靠道德约束,是根本关不住的。如果没有特别的硬性制度约束,那么地方官员交换优待,破格提拔的歪风,就会越刮越烈,大幅度地侵夺挤占平民上升的通道。最终,会有那么一天,危及国家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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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欲静,而风不止,山东新泰80后提副局事件,官方竭力想平息,而舆论和网络则穷追不舍。针对网友人肉搜索搜出的女副局长生活照和对“王然当众撒谎”的指控,新泰官方证实,所谓“王然生活照”,经新泰市有关部门和本人核实,确认并非王然本人。王然身材较胖,皮肤较黑,衣着朴素,戴一副红框眼镜。而网上流传的王然生活照中,“王然”看上去比较时尚。(2月25日齐鲁电视台)

有着电视台提供的视频对照,有关王然生活照的疑问算是澄清了,王然也暂时洗脱了“当众撒谎”的网络指控———可是,舆论会就此罢休了吗,公众会因此停止质疑而去相信此次新泰的提拔没有猫腻吗?肯定不会的,一个疑问消解了,一个问题澄清了,人肉搜索又会发现新的疑点,新的质疑又会如潮水般不断涌向新泰。

新泰官方此时已经完全陷入被动,处于一种失语状态,他们只能被动地逐个澄清舆论和公众不断提出的疑点,被动地疲于应付舆论穷追不舍的质疑,而无法主动通过某种制度途径让公众相信:这些80后确实不是官二代,而是正当程序选拔出的人才。他们不知道如何让公众相信政府,不知道拿什么去自证清白,不知道如何才能平息众议,而是陷于喧嚣的网络质疑中有口难辩。

回看这起事件,新泰官方一直陷于这种被动和失语中,被接连不断的质疑所困扰。刚开始网友的质疑是“这些80后的官二代身份”和“程序不合法”,然后官方站出来澄清“程序完全合法”、“放宽任职资格是为了吸引高层次人才”,并让当事人现身说法“我单身,父母是农民”。当网友对这种澄清并不买账,又通过人肉搜索搜出了当事人的生活照并证明她说了谎,官方不得不又站出来澄清那照片并非当事者本人———可相比公众巨大的问号和满腹的疑云,这样的澄清如杯水车薪,很难消除公众心中已经形成的判断,太多的疑点、太多的漏洞让公众可以不停追问下去。

证明那几个80后不是官二代很难吗?并不很难,可对于在无数起卖官和抢官丑闻、无数起权力腐败的丑态中公信力已耗散殆尽的某些地方政府而言,这是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因为无论政府说什么,公众都不会相信了。公众会带着强烈的逆反心理去看待来自官方的信息,认为其中肯定有造假、欺骗、隐瞒。其实,这几个80后即使是官二代又如何呢?法律没有规定官员的后代不能当官,只要选拔符合程序和平等竞争就可以———可对官方来说,在既有不透明的体制下,在权力世袭层出不穷的背景下,要让公众相信这次领导子女的入仕完全符合程序,是与平民公平竞争的结果,根本不可能。

为什么不管官方说什么,公众都不会相信?这说明某些地方部门缺少赢得公众信任的制度性资本,所以,只能被动地跟着舆论的质疑一个个地去澄清。政府本来是有这种制度资本的,制度本就是一套让人放心的结构体系,它致力于通过程序的约束和监督的设置让人相信:经由这个制度产生的结果是正义和靠得住的。可频频曝出的丑闻已经证明,有些制度还靠不住,有些监督也形同虚设,有些领导还在肆无忌惮地实现着自己的意志。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以“我们是按制度办事”为借口的辩护自然就无人愿意相信,面临质疑的政府也就随即陷入了失语状态。这不仅是当下新泰的尴尬,同时也是许多地方都应引以为戒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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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日报》2月23日报道,针对公众的质疑,新泰市委组织部作出了这样的回答:“这次选拔工作符合《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等相关要求,严格按照部署动员、组织报名和资格审查、统一考试、组织考察、研究任用等程序进行,确保公平、公开、公正。”对争议最大的两名25岁以下的“80后”,新华社记者与其进行了直接对话,两人都是农民的后代,无任何特殊背景,全都是过五关斩六将考过来的。

应该说新泰这次选拔干部的程序,均严格按照相关政策和规定进行,没有什么猫腻。要有特别的地方,就是当选者基本集中在“80后”身上。他们表现突出,并非政绩突出,管理水平高,能力超强,而是表现在他们的应试功夫上。众所周知,“80后”刚出大学门不久,其记忆力,或者叫“背功”,加上记忆犹新的专业基础知识,比“70后”、“60后”有过之而不及。如果让他们和“90后”或者是在校大学生比,自然也要逊色。

幸好考的是副处级岗位,如果让他们参与地厅级、省军级、甚至更高的领导职位考试,恐怕也是如鱼得水。亏就亏了“70后”、“60后”这批尚属于“年轻化“范畴之类的人。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有厚积薄发的工作能力,他们有成熟的管理水平,可惜岁月蚕食了他们的“背功”,时间消耗了他们的记忆,那些需要用在纸上的专业方面的定律、概念等,已经被他们消费在具体的实践和工作中,他们只能是机械考试中的失败者。

邓小平当年提出干部年轻化的要求,是相对于当时领导干部的年龄普遍偏大而言,并没有强调领导干部“低龄化”。中央已对基层片面追求“年轻化”、低龄化“进行了纠偏,强调的是老、中、青结合,强调的是德才兼备。可是在具体的实践中,一些地方并没有深刻理会中央的意图,还是在搞年龄歧视,还是在误读领导干部“年轻化”,实践的是“低龄化”。一选拔领导干部,就把年龄条件首先作为硬杠子,把无数德才兼备的人选拒之以门外。

当然,科学选拔领导干部有一个过程,考评机制也有待完善。现行选拔领导干部的公招、公考,能否在年龄段上区别对待。一是放宽目前普遍要求的县处级年龄不超过40岁或45岁的标准,给联合国都认定的“青年人”一个公平竞选的机会。二是公考中按年龄段出题,对超出30岁以上的人选,着重在实际能力的考评上,相关专业知识降低一下标准,或作为参考成绩对待。这样做,或许要更科学或公平些。不然,群起的不只是“80后”,还有“90后”,甚至还会闹出“2000后”的笑话。“低龄化”干部普及,恐怕不能表明是社会文明的进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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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山东新泰市集中选拔“80后副局长”一事,一直波谲云诡、风波不断。

在一个论资排辈传统文化很盛的国度里,20岁出头就手握公器大权,谁人不为之满腹狐疑?在贫富差距日趋拉大、社会不公频频闪现的社会转型期中,初涉社会不久就“连升三级”,外人怎能不为之审问之、慎思之?

在很多大学生失业待业、蚁族源源不断的就业形势下,一旦有年纪轻轻的80后匪夷所思地在“政坛”出人头地,怎能不引发更多年轻人的失落感和质问声?……公权花落谁手,事关公共利益,事关民众福祉,事关公平正义的高度体现,任何质疑皆有合情合理之处,任何追问也自是顺应潮流。

选拔领导干部向来是吏治之关键,而吏治向来是一国政通人和、健康和谐的关键,所以,凡是有利于完善官员选拔制度的声音、现象,甚至质疑,都是现代政治文明应有之义。

山东新泰集中选拔80后官员,不是孤例,而是全国各地选拔年轻领导干部的一个缩影,这一样本的背后,是一大批80后优秀青年在政治舞台上的逐渐崛起。从备受关注的 “80后副厅级”官员到颇受争议的“最年轻市长”再到昆明批量提拔“80后县官”,可以说,80后官员阵营日趋强大,成为中国政坛一股生机勃勃的力量。


但这些年轻的官员,正经历一场不可或缺的考验,那就是权利觉醒、民主法治时代特色下的“民众检阅”,而与这个时代强音相适应的官员选拔制度,也必然从封闭走向公开、从神秘走向透明、从单向主导走向官民互动。因为曾经比较封闭、神秘、单向主导的选拔制度,一是难以及时甄别人才的德行与操守,二是容易造成近亲繁殖等腐败问题,三是容易使官员权力和民众福祉脱节太多,总之,过高的成本要求官员选拔制度必须公开透明、官民互动,引入更多民意色彩,真正使官员将权力与民众利益更紧密结合起来。

但是,这样的改革并非一步到位,曾经的“最年轻市长”广受民众“检阅”,其家庭背景、履历、大学论文,无一不被此起彼伏的声音追问,有关方面也一度作出相应回应,但公开仍显不足、互动仍显消极。尤其在山东新泰集中选拔 “80后副局长”一事中,面对铺天盖地的疑问、沸反盈天的非议,无论当地负责选拔的部门还是新闻发言机构,或者是当事人,更多是在被动的“否认”、被动地“解释”,听凭传言谣言甚嚣尘上。在人才选拔上,不少地方官员的思维仍然没有与时俱进,殊不知“最好的防守是进攻”,让传言谣言迅速破灭的最大法宝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政治,不是娱乐场,不适合“躲一时风平浪静”的八卦规则。

综观近年80后官员走上舞台后所遭遇的种种“罗生门”,可以看到在很多地方,官员选拔制度一方面开放透明,在改革中前行,但也不难看出旧有积弊的惯性仍在暗暗发力,对非议充耳不闻、面对质疑束手无策、与舆论打交道力不从心……

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从政者们,他们必须要踩着时代的节拍前行,也必然要循着民意民本的路径施政,未来属于年轻人,那么当他们开始登台亮相引吭高歌翩翩起舞时,一个能积极吸纳民意、取长补短的舞台规则,才能保证他们能长久地真唱真演。否则,民众怎么相信甫一亮相政坛就疑窦丛生的他们,真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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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特殊背景,父母都是农民……继山东新泰市23岁女副局长王然否认外界对其“官二代”身份的猜测后,一则“23岁最年轻女副局长生活照曝光”的网帖在网络热传,其中一张王然与某男子的“亲昵”照片引发强烈关注。而针对王然“我还没有男朋友”的说法,网友更指其是在公然说谎,并从此前的新闻报道中找出“证据”加以论证。(《郑州晚报》2月24日) 随后,新泰市有关部门和王然本人快速反应,确认网友所谓的“生活照”并非王然本人。

网上流传的“王然”与男子亲密合影。

近几日,社会舆论对山东新泰6名80后副局长是否被违规提拔的质疑与追问,越来越像闹剧。让王然始料未及的是,在否认了自己是当地领导的儿媳后,她遭遇了更猛烈的人肉搜索。“亲昵照”的曝光,充分见证了网友们穷究“真相”的激情。王然是否涉嫌“公然说谎”,看起来相关部门的辟谣也并未平立即息所有的质疑。接下来的问题是,王然面对质疑时说没说谎的问题,真“原则性”地重要吗?

当地新提7名副局长6人是80后,网友们仅对王然一人“穷追猛打”,原因不在于其“最可疑”,而是因为她年龄最小。对王然本人而言,她的遭遇有值得同情的成分。然而简单分析不难发现,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公众对山东新泰80后副局长的质疑,其实反映出公众对选拔机制的惯性不信任。某种程度上说,王然或多或少地成为了一种不成熟制度的“牺牲品”。

比如说,如果当前的官员选拔制度足够完善,诸如王然是不是当地“组织部副部长儿媳妇”、“男朋友(或前男友)的父亲是否在组织部工作”等问题,应不难求证。而现在,一旦王然被证实“公然说谎”,诚如网友所言,“程序问题变成了品德问题”。进而,人品的问题又会被放大到“官品”的层次上——这样一个人,委以重任后怎么可能会让公众放心呢?

如此追问,往往容易激起义愤。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即便王然是“有苦难言”而选择了说谎,在当前的问责制度下,也不代表她就该以主动请辞等方式接受惩罚——当然,她应该为自己的说谎行为向公众致歉。与此同时,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即便证实了王然的男朋友(或者是前男友)的父亲在组织部工作,也不能断然确认王然此前参加公务员考试,以及此次选拔为副局长在程序上存在问题——当然,她本人以及当地相关部门应该就此作出进一步的说明,以澄清事实。

消解公众的惯性质疑,尚需职能部门和社会各界继续共同努力,比如改革官员选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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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23岁最年轻女副局长王然生活照曝光”的网帖在网络热传,其中一张王然与某男子的“亲昵”照片引发强烈关注。而针对山东新泰市这位23岁副局长王然“我还没有男朋友”的说法,网友更指其是在公然说谎,并从此前的新闻报道中找出“证据”加以论证。(2月24日《郑州晚报》)

媒体在先期的报道中,援引王然同事的话说,王然与当地组织部官员的儿子正谈恋爱,这似乎佐证了网友的臆测:凭空升迁,肯定上面有人。但在随后新华社的访谈中,王然断然否认,称自己“没有男朋友”。有网友找出“王然”与一男子的亲密照传到网上,24日下午,新泰官方新闻发言人否认照片的当事人是王然。新华社的报道,是单方面采访了王然本人,而尽管公众质疑不断,却难有媒体能获得真相,至少目前尚未看到。

事实上,王然是否和组织部官员的儿子谈恋爱,并不那么重要,关键是,王然是否确实具有相当的素质和能力,通过公开、公平的选拔而脱颖而出的。比如,关于王然的详细履历,关于王然的工作业绩,关于王然的学历和选择过程中的笔试、面试情况,这些网友最关心的资料,官方不该惜墨如金。

可惜的是,面对公众的质疑,新泰官方有选择地进行挤牙膏式的辟谣和否认,难免让这一舆论事件,更加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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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泰市23岁女副局长王然,在被问及“是否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儿媳”时,说“可笑!我还没有男朋友呢”,可有网友上传的一张其与某男子“亲妮”照,说明王然有可能公然撒谎。(2月24日《郑州晚报》)

从照片上显示的,王然与某男子的“亲妮”状来看,其正是王然的男友。当然,我们不能就此肯定,王然“我还没有男朋友”一说是撒谎,因为也可能照片中的男子是其“前男友”,二人分手后,王然至今没有男朋友。

可王然一位同事的话,证明“亲妮”照中的男子,不是王然的“前男友”,而是“现任男友”。其同事称:“王然还没有结婚,但男朋友的父亲在组织部工作,两个人只是恋人”(2月22日《北京青年报》)。这足以说明王然的“我还没有男朋友”是在公开撒谎。

面对公众的质疑,王然撒谎不止这一次,在工作年限上,她也涉嫌撒谎。因为23岁的王然,如果“至今工作3年”的话,就意味着她20岁时考上了公务员,可事实上,3年前王然还没有大学毕业,还不可能获得“管理学学士、经济学学士”。

王然公开撒谎,显然意在掩盖她是组织部副部长儿媳这一秘密,因为这一秘密一旦公开,其“破格提拔”的公正性就更加让人怀疑。人们质疑王然的任职资格,绝不是因为其23岁的年龄,而是选拔的程序为人操控。如果没有“组织部副部长儿媳”这一身份,从王然的资历上看,就不会有“格”可“破”地,由普通科员一跃成为副局长,甚至不可能顺利地考上公务员。

王然撒谎本就证明其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而其超常规提拔的事实,也证明新泰市委组织部在选拔领导干部中存在违反规定的地方。就在2月23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其中规定“不准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封官许愿,任人唯亲,营私舞弊”。王然的公然撒谎,表明其提拔就是“任人唯亲”的典型案例。现在的问题,当然是要将王然等撒谎者从领导岗位上拿下,但更重要的是,查清操控公开选拔领导干部背后的事实,处理责任人,并堵塞漏洞,完善制度,防止类似事情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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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初,山东新泰市新考选提拔6名副局长、1名法院副院长,这7人中有6人是上世纪80年代出生。最年轻的一位叫王然,只有23岁,担任新泰市国资局副局长。(《北京青年报》2月23日)

我相信,王然的专业素质确实不错,要不然,哪能在笔试和面试中都获得第一呢?然而,面对公众质疑,她却交了一份不合格答卷。请看报道中的对话—:

记者:作为新提拔的23岁的国资局副局长,一些网民提出你是市委组织部某副部长的儿媳妇。这是真的吗?

王然:可笑!我还没有男朋友呢。我的父母都是农民,我2003年考入山东工商学院,主修人力资源管理,辅修金融学。2007年我就考上了公务员,至今工作3年,而网上有些人猜测我2008年考上的公务员,是错误的。

我不深究王然回答的真实性,如果报道完全是实录,即便她的话完全真实,也应给她一个不及格,最多也只能说她基本合格。在一个有论资排辈传统的国度,在官场有种种潜规则的现实境况下,你一个23岁的年轻人就当上了副局长,公众对你的背景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完全正常,这也是公众应有的权利。面对公众猜疑,你应该耐心解释,将真实情况告诉公众。可你在解释之前,却首先说出了“可笑”这说明你对公众的质疑怀有极端的反感。这种情绪化回应在常人身上很正常,却不是合格官员应有的态度。


美国前总统布什曾说过:“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也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站在笼子里与你们说话!”所谓将统治者关进笼子,当然包括民众有权对官员进行大胆的质疑与强有力的监督。而作为站在笼子里的官员,应该老老实实地接受质疑与监督,即使民众的质疑不准确,官员也应该保持十分谦恭的态度。假如一看到质疑中有不准确或错误,就反感,就大批“可笑”,实质就是不愿意接受监督。一个不愿意自觉自愿站在笼子里的官员,不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官员。

假如在新泰市的提拔考试中有布什总统的这句话,并要考生谈谈对这句话的理解,王然或许也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然而,在现实的考试中,她却交了一份不合格的答卷。这种理性认识与实际做法相分裂的现象引人深思。看来,对于官员的提拔任用不能满足于笔试面试,还要看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王然是2007年考上公务员的,至今已有3年工作经历。她能不能担任副局长,还应看她平时的所作所为,还应听听当地民众对她的看法。

当然,也许我过于苛求王然了,当今官员有几个愿意自觉站在笼子里呢?耳濡目染,她已在官场沾上了些恶劣习气。现实生活或许已经让她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民众的态度不重要,重要的是对领导的态度。在这种可能的潜意识的支配下,她说出“可笑”,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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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个题为《令我十分震惊的任命公示》的帖子引起网民和媒体热议。帖子称,今年2月初,山东省新泰市(县级市)新提拔6名副局长,1名法院副院长,这7人中,有6人是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最年轻的只有23岁,他们的原职务多为办事员、书记员、科员等基层职务。引发争议最大的是两名新泰当地人,分别是23岁的国资局副局长王然和25岁的法院副院长刘婷婷。新泰市委组织部人士在回应媒体询问时表示,这次领导干部的提拔符合相关规定。

然而,几句“符合规定”之类的答复并未平息外界的质疑。我们注意到,新泰这一事件在公共空间已闹腾了数日,网民有了进一步发现,即“23岁副局长”王然被指为“新泰市委组织部某领导的儿媳妇”。这意味着,这样一起公共事件,在网民的愤怒与质疑中,开始向坊间暗示的“官二代”方向迅速演进。可直到昨天,包括当事人王然在内,新泰有关方面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才对上述传言一一否认。

但显然,“23岁副局长”目前没能成为古典励志故事中那些一举成名、少年得志的美好传说。对新泰事件,网民只看到了离奇,只感到了愤怒,只是本能地表达着质疑。这么多处于最一线的办事员获破格提拔,的确是一道过于奇异的风景。如网民所说:“就算他们是政治奇才,也得有个循序渐进、逐步培养的过程吧?”——就是这样,他们永远只是依据常识,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

我们固然等到了新泰方面正式的公开回应,但不得不面临的另一种纠结却是:当包括网民在内的公众开始质疑时,那些被质疑的对象已“走马上任”了。前日,有媒体记者拨打了王然和刘婷婷两人原工作单位电话,得知二人均已到新单位任职。这意味着,尽管公众对这些新任用的官员疑虑重重,但他们已欣然上任。于是难免有网民这样说:公示公示,公开示威罢了。这不能不说是现行选官体制的一种尴尬。


同样的尴尬,不断见诸此前的一些报道。河南固始县12名乡长都是官员或老板之后是一例,而更著名的则是“中国最年轻的市长”周森锋事件。2009年6月,28岁的周森锋全票当选为湖北宜城市新一任市长。消息传出,同样引起网民的强烈兴趣,一时“人肉”不息。尽管公共空间里的提问与质疑不断,周森锋已然合法地成了“中国最年轻的市长”。于是网民的强烈介入,媒体的巨大兴趣,最终只成为“最年轻市长”事件的一次聊胜于无的围观起哄。

为什么当公众才开始质疑,新官却已走马上任?或换言之,官员选拔任用的公示为何在一些人眼中变成了“公开示威”?这显然在于公示制度的不尽完备。2002年颁行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提拔担任地(厅)、司(局)级以下领导职务的,除特殊岗位和在换届考察时已进行过公示的人选外,在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后、下发任职通知前,应当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但“一定范围”是多大,并没有明确,而公示所搜集的民意对最终的任用起到什么作用,亦显得含混。这就使得公示在一些地方形同虚设,或者有了可操控的空间,也让那被权力遗忘在角落的民意,每时每刻都处于高度警惕或不信任的状态中。

更大的民意无法进入对官员选拔任用进行评价的体系之中,既是公众知情、监督、决策、参与权的虚掷,也成为现行选官体制的一大遗憾。这不仅令成为一时美谈的“最年轻市长”不得不饱受民意指责,也加剧了公众对权力体系的不信任感。更重要的是,它最终也令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引发一次次看起来不合常理的惊涛骇浪,从而使得一个正常社会隐性的运行成本倍增。这不是民意的原罪,更不是民主的麻烦之处,而恰恰凸显了制度的缺陷与不足。

作为官员公示制度的另一个注脚的,是2月22日《京华时报》的一则消息:重庆涪陵区公选处级领导干部任前公示,选择在2月12日至18日春节期间,网民“美好心情”认为,公示在春节期间,大家都放假了,就算有反对意见,又能怎么样?针对质疑,涪陵区委组织部人士称,“2月12日进行公示,是公选程序刚好进行到这里,而不是有意安排。”然而,正像新泰方面的首次回应一样,这样的说辞在网民看来都是多么的无力与苍白。而新泰方面的任用公示,也选择在春节期间。

在一个选官制度不完备的时代,无法生长佳话与美谈。而能够为目前的困局解围的,只能是更加透明、公开、民主的官员选拔任用机制。只要权力仍然存在枉法以及徇私的可能,而民意仍旧无法真正介入到权力体系的运作之中,那么即便真的是一段佳话,也都不得不戴着一副丑闻的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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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至18日,重庆涪陵区对公选出来的16名处级领导干部进行任前公示。有网民质疑这“不公正”,因为公示期在春节期间,有意见没法提。(2月22日《京华时报》)涪陵区委组织部回应说,并非有意安排在春节期间。

不知这个解释是真话还是托辞,但有一点是可肯定的,那就是,一些政府部门选择在节假日临近时公布干部任免、处分官员、价格调整等敏感“话题”,以尽可能地不引起公众注意,从而逃避民意监督,已成为一种“潜规则”。

原因有二,一是在节假日期间,公众的注意力转移,那些放在平时肯定能成为舆论沸点的新闻,往往很难在第一时间引起关注。二是虽然国家法律规定的告知程序都明确规定节假日要除外,但像干部公选公示、官员被查这类的信息告知,国家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这样一来,节假日成为躲避民意监督的“安全期”,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新消息是,涪陵公选办决定将公示期延长7天。看来,至少这次任前公示不会被“架”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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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公示2010-02-23

重庆涪陵区公选处级领导干部任前公示于2月12日至2月18日进行,有网民认为公示正值春节,公众即使有反对意见也不便表达。(《京华时报》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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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网友曝,山东省新泰市新提拔6名副局长,1名法院副院长,这7人中,有6名是上世纪80年代出生,最年轻的只有23岁。记者通过当地政府网站发现消息属实。其中,23岁的女副局长两次面试成绩远高于笔试,对于其能力以及选拔过程,网友均提出了质疑。(《重庆商报》2月21日)

在美国,年轻人当官,甚至当市长,没有人大惊小怪。比如,2005年11月,18岁高中生迈克·塞申斯当选为希尔斯代尔市市长,管理这座拥有8000多人的城市。2009年,美国爱荷华州18岁高中男孩穆尔曼当选道森市市长,虽然那个市才155人。塞申斯、穆尔曼当选一市之长,在美国没有人惊诧;在中国,也引起广泛的赞叹声,甚至以此反省我国呆板的教育模式。

但是,在我国,每当一个地方出现年轻人当官后,为什么必定招致社会的诸多猜测和质疑呢?

国人用不同的标准和眼光审视年轻人当官,大处讲,源自两种“官场生态”。在美国,一个官员被选出或者被任用,整个过程是透明的,没有任何秘密可言。比如,官员的家庭背景、个人经历、家庭财产、个人道德品行,社会公众一览无余。并且在选举或任免中,公众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同意,还是反对。所以,一名官员一旦被选出或者任用,哪怕他年龄再小,哪怕以多么微弱的优势胜出,谁都心服口服,几乎没有什么质疑。


但在我国,一个人能否升迁,不少地方凭借的往往要么是论资排辈、讲求资历,要么有深厚的关系背景。这种观念植根于一些国民骨子里,形成一种惯性思维。在现实中,这也是诸多官员升迁的基本路径。从科员,到副科长、科长,再到副处长、处长……以此类推,升迁的级别和过程不能逾越。至于谁升迁,凭什么升迁,是凭本事升迁,还是凭借关系背景升迁,抑或是花钱买升迁,那似乎是官场内部或是个别官员操纵把持的事务,与公众无关。所以,面对陌生的姓名、籍贯和年龄,就容易妄加揣测了。

一个刚毕业两三年、年仅23岁的办事员缘何连跳三级升为副局长?一个普通的助理审判员当法院副院长能胜任吗?对此,连新泰市委组织部官员都称“不好说”,那么,谁又能消除公众质疑呢?!

在当下社会,提拔任用官员应该“不拘一格”,提拔干部,不怕他年轻,就怕他有社会关系,有家庭背景。这样的事例不是没有。比如,网络曾经曝光辽宁本溪3名团市委处级干部的人选都是市领导子女,就是明证。那么,新泰提7名副局长,其中6名“80后”是否属于有关系背景的“官二代”,最好的做法就是公开其家庭成员,公示其工作业绩。这既是检验新泰市这次提拔干部是否公平公正的试剂,也是消弭公众质疑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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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帖称,山东省新泰市新提拔6名副局长,1名法院副院长,这7人中,有6名是80年代出生,最年轻的只有23岁。记者通过当地政府网站发现消息属实。其中,23岁的女副局长两次面试成绩远高于笔试,对于其能力以及选拔过程,网友均提出了质疑。(2月21日四川在线)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些民间谚语,在新泰市再次应验!尽管新泰官方没有正面回答记者的提问和公众的质疑,但人们完全可以有充足的理由认为,7名80后出任副科级干部,要么本人家世显赫,要么被提拔者有深不可测的背景。

想想看,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共需要16年,如果按6岁上学,起码也要22岁才能毕业;如果是7岁上学,毕业也就23岁了。可是23岁的大学毕业生竟然成了县级市的副局长,难免让人怀疑被提拔干部资格和学历的真实性。

即便是他们的学历没问题,可是他们有什么经验,有什么资历,有什么贡献,有什么能力站在这个岗位上?在县级市提拔副局长要经过办事员到副科长(就是副股级),再到科长这个修炼过程。即便是破格提拔,一般副局长也应该从副科长(就是副股级)中提拔。这些人连副科长(就是副股级)也不是,也就是连中层干部也没做过,怎么知道他们有很好的领导才能呢?

和其他地方提拔官二代一样,这次干部选拔也是在公开公正的名义下进行的。但笔者认为这次所谓的公开选拔不过是一些人任人唯亲的遮羞布,这种愚弄人的所谓的公开选拔比不公开更可怕。倘若不公开,人们就会在程序上找出问题,使暗箱操作者被追责处理。但是公开选拔,一切都显得那么合情合理,资格也审查了,笔试也过关了,面试也进行了,真正的幕后操纵者反而可以以“公开、公平、公正”为理由,质问怀疑者“难道官员之后就无权当选么?”


那么这一切真的是“公开、公平、公正”吗?受不过不公平考试的人都知道,想让人考得好,就事先透漏个考试范围,让被考者进入圈内;一旦进入圈内有人脉支撑着的面试成绩就不是什么问题了,“你投我一李,我报你一桃”,或是通过打招呼、求情等方式,获得有投票权官员的“关照”。如此,面试成绩怎么能不高?

更为可怕的是,这种貌似公平的干部选拔,具有高度的密闭性和排斥性,它通过裙带、血缘组织起来的权力关系网,来促成官二代的飙升,不仅使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更加艰难,让平民家庭的子女通过上学改变命运的机会微乎其微,而且使权势家族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对没有背景的官员也会产生阻止效应,那些无法借助家族背景上位的低级官员,同样无法实现权力在家族内部的传递。这样,有权势的人就可能代代为官,成为世袭,没权势的人就可能代代草根,成为看客。

这种代代为官和代代草根的现象必将把社会分裂成两个阶层,必然要造成严重的对立。这才是貌似公正选拔的“公正焦虑”症结所在。

诚如网友所说,要消除人们对官员选拔的“公正焦虑感”,就必须让公正的程序落到实处,而不是“挂着‘程序化’羊头,卖‘潜规则化’狗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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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某网站出现一篇名为《令我十分震惊的任命公示》的帖子,发帖人称,今年2月初,山东省新泰市(县级市)新提拔6名副局长,1名法院副院长,这7人中,有6人是80后,最年轻的只有23岁,“80后从此集体登上政坛”成为众多网友议论的焦点。20日下午,新泰市委组织部一位葛姓负责人回应网友质疑称,这次领导干部的提拔符合相关规定。(2月21日《重庆商报》)

80后被提拔为干部而饱受质疑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比较典型的是社会舆论去年对湖北宜城29岁市长周森锋的“刨根问底”。应该说,此次公众对“山东新泰新提7名副局长中6人系80后”的质疑,也是沿袭了这一思路:因为程序缺乏透明,网友们质疑这些80后副局长们,可能有“官二代”背景。

从报道中可知,拟任的7位副局长或副院长有6名是80后,原职务多为办事员、书记员、科员等基层职务,拟出任法院副院长或规划局、审计局、司法局、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副局长。这种被网友戏称为“连升三级”的官员提拔方式,无怪乎被网友称为选拔公示就是“公开示威”了。

相信山东新泰当地相关部门会很快站出来,对此次80后副局长们的选拔程序,进行必要而清晰的说明。这些80后副局长们是否是“官二代”,他们是否具备相关领导岗位的能力,考察的标准和机制是否科学、公开、公正,如此等等问题不应该继续成为“机密”。

检视之下不难发现,公众之所以会对历来的年轻干部被提拔心怀狐疑,症结在于没有一个既定的、公开透明且有说服力的程序,能够打消公众惯性的不信任。与其说公众怀疑这些年轻官员是否具备胜任岗位的能力,不如说他们对历来被视为敏感、神秘甚至是禁忌的官员提拔方式,有本能性的质疑。而一再出现的“一把手说了算”、“有背景好办事”的案例,也固化了公众的这种印象。


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近年来,虽然各级各地进行的公务员考试,都能做到笔试的公正公平,但具体到面试阶段,人情、利益等因素的渗透,在级别越低的公务员考试中,越会频频曝出丑闻。具体到各级各地官员的选拔,虽然选拔程序中都增加了成绩公示等环节,一些地方也尝试了电视现场辩论等方式,但对普通公众而言,他们往往很难从官员“进步神速”的履历中“参透”出官员选拔机制和程序背后的“玄机”。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对新泰这些80后副局长可能是“官二代”的质疑,其实暗含了对现阶段官员选拔机制改革的吁求。

当前的问题是,当地相关职能部门,如何用有说服力的解释来打消公众的质疑。进一步的问题是,面对公众对现阶段官员选拔机制改革的吁求,一方面,需要有自下而上的改革的努力:比如一些地方进行的电视现场辩论,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尝试。另一方面,对于官员选拔机制的改革,相关职能部门应该有明晰的思路和行动。最起码,应该适时地给出阶段性改革的目标和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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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人员任免公示的重点,不是让公众仅仅知道被公示者将担任何种职务,而是要告诉公众被公示者为什么能得到这个职务。在现代社会中,权力必须在阳光下授予,这已经是共识。

近日,网上出现一篇名为《令我十分震惊的任命公示》的帖子,发帖人“andybigfan”称,今年2月初,山东省新泰市(县级市)新提拔6名副局长,1名法院副院长,这7人中,有6名是80后,最年轻的只有23岁。2月20日下午,新泰市委组织部一位葛姓负责人回应网友质疑称,这次领导干部的提拔符合相关规定。

针对此事,原本年龄问题是公众关注的重点,但经过记者调查,在提拔的这几位“80后”官员中,有几位从资历上让人觉得有坐“直升机”之嫌。

以王然为例,她1986年7月出生,2008年8月30日才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新泰市纪委工作,担任案件审理室科员不足两年,却升任新泰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有网友质疑,如果按正常的干部任免规定,县级市的级别一般是这样的:办事员—副科长(就是副股级)—科长—副局长,没有任何中层干部的任职经验,连升三级而到了管理岗位,这背后到底是才华出众还是另有原因?

在记者采访时,当地有关人士一边以“符合相关规定”、“没有什么不正常”为由解释,另一方面对其是否能胜任的问题答之以“不好说”、是否有突出成绩的问题接着答之以“不好说”。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正常的问题都“不好说”呢?


公务人员任免公示的重点,不是让公众仅仅知道被公示者将担任何种职务,而是应告诉公众被公示者为什么能得到这个职务。公示之后产生了质疑,必然就要有相应的制度保证与回答质疑的机制,而不是公布几个名字与简历,就算公示通过了。这种公示不能叫公示,而是对政务公开的公开嘲弄,尤其是在语焉不详的“不好说”的解释下,公示制度倒是真有了网友所说“公开示威”的味道。

如果公示止于“不好说”,难免让人浮想联翩。有人就质疑这次大规模的提拔,是对当地官员子女的照顾,进而要求公开其家庭身份背景。原本只是简单的资历质疑,很快就上升到了对当地官员任免体系的质疑,最终被质疑的是当地整个官场的环境。对此,有关方面恐怕不能沉默以对。毕竟,在现代社会中,权力必须在阳光下授予,这已经是共识。

正常的公示制度必然包含有以下条件:完整真实的被公示资料,其中包括本人的基本情况与任职资历状况,家庭背景状况,任免的具体理由以及功过;如果有疑问,应该遵循的质疑路径;完善的监督机制以及回应机制;舆论的随时监督。这几项缺一不可,共同构成有效公示的完整架构。尤其忌讳的就是打着阳光幌子走黑箱路子的公示,利用无法纠正与质疑的权力,使原本良好用意的制度成为为黑箱背书的手法。

就此事而言,有关部门尽快说明这种破格提拔的原委,当然是题中应有之意,而完善公示制度更是当务之急。

下一页:应公开新泰80后副局长们的家庭背景


刘敏:应公开新泰80后副局长们的家庭背景

今年2月初,山东新泰市新提拔6名副局长、1名法院副院长,7人中有6人是80后,最年轻的只有23岁。拟任公示被贴在了网上,立即成为众多网友议论的焦点。网友们从选拔程序、任用资格、经验能力以及家庭背景等方面,提出质疑和猜测。新泰市委组织部一位负责人回应称,这次领导干部的提拔符合相关规定。

领导干部掌握权力,权力应对公众负责,人们对权力的转移和传递过程提出质疑和猜测,实属正常。然而,新泰有关方面的回应过于简单,符合程序和规定并不能消解诸种疑虑,也不表示能够完全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

事实上,在很多地方,没有哪次提拔或任命是不符合程序的,但有一些其实经不起推敲。比如2008年4月,辽宁本溪通过“双推双考”公开选拔团干部,而其中有数名是领导子女。此事经由媒体曝光,一个月后,任命决定即被取消,因为违反了任职资格规定和回避制度。程序与规定,事前事后大不一样。这就是说,选拔干部完备的程序必不可少,但程序也可以为个别人上位而做出有针对性的设置。

新泰这次选拔,有一个细节不应忽视:去年11月8日新泰发布选拔公告,规定报考者须“从事相关专业工作2年以上”,且必须是“中共党员”。8天之后,又出台了一个补充说明,放宽了报考条件,不再要求从事相关专业工作2年以上,政治面貌也不作要求。对比公示名单,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些提拔人选本不具备报考资格,调整之后就具备了。


虽然一些民主程度较高的国家,也有家族从政的现象,但从根本上来说,现代民主政治不是血缘政治,权力交接和转移应充分公开透明,民众可以监督,而不是封闭运作,为权力群体自身所垄断。公众对干部用人制度的高度敏感,对因家庭背景而获得提拔的官员极度厌恶,原因正在于此。那么新泰选拔有无此类因素,调整报考条件原因何在,如何解释那些因之受益的入选者,新泰有关部门理应作出解释和说明。

80后官员的年龄问题是这次引起争议的触发点,新泰当地也说要“加大优秀青年干部选拔力度”,不过年龄、干部年轻化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年轻官员上去了,不能胜任者,应该下来。在新泰面向全国招考的成千上万年轻公务员里,为什么是这几个人,而不是其他人通过了选拔,他们是公平、公正、公开竞争的优胜者,还是政治背景、血缘背景的优胜者?这便是问题所在。

从新泰任前公示中,我们无法获取提拔人选的更多信息。公示内容中只有姓名、性别、出生年月、现任职务、拟任职务等极其有限的信息,家庭背景、工作业绩等重要信息都缺乏。一个普通人有权不公开这类信息,但一个官员则需要公开,公众才能据此监督。事实上,如果本次选拔严格遵照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公开这些信息其实不必有什么顾虑,反而能够得到公众的信任。(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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