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垃圾电厂看民意是否永远正确2009-11-25经过大半个月的争论，在广州番禺区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计划终于停下来，政府决策者们面对汹湧民意不得不停下前进脚步，组织大范围的讨论来决定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命运。在不少人看来，这显然是一次“胜利”，是民意参与决策的成功范例，或者至少可以说，在事关广大公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件中，政府决策者们越来越重视民意。
可是，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并不是单纯建个工厂的问题，而是事关整个番禺乃至全广州市民切身利益的问题。现在有两个关键问题并未搞清楚，一是垃圾焚烧发电厂建成之后，对广州市的垃圾处理能发挥多大作用？二是焚烧之后产生的二噁英究竟对当地居民有没有危害，危害有多大？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需要大量的调研和技术分析，同样需要专业技术人员从多角度多层次去综合权衡利弊，也就是说，在这一问题上，政府决策者不仅要听取民意，更要重视客观的科学结论。
民意并非什么时候都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这种集体意愿往往很容易受到从众心理的影响和干扰。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哪一次没有打着民意的幌子呢？红卫兵小将们汹汹的“民意”，并不具有多少建设性，恰恰相反，对整个国家造成了巨大伤害。
在垃圾电厂问题上，民众之所以反对，就是认定了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会对当地环境造成影响。政府坚定决心要修建，着眼点更多地在于城市垃圾的处理，但对焚烧垃圾对当地的危害，并未给出一个让大家信服的科学结论和认定，并未有效消除大众心目中的疑虑。毫无疑问，政府的出发点也没什么错，市民的反对更没什么错，只是双方所站的立场不同而已。但形成这种对峙局面，政府在解释说服工作方面存在不足是无疑的。
倘若能够由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专家团队，对工程项目进行科学分析评估，让事实说话，那么，相信这种分歧与误解会得到更好的化解，从而避免不理性决策的出现。
' />番禺全民大讨论的民意和权利出口在哪儿2009-11-25
番禺召开“创建番禺垃圾处理文明区”工作座谈会，区长与百名业主面对面交流。
番禺区区长楼旭逵在座谈会上明确表示：感谢市民认真负责、富有诚意的意见，项目环评不通过，绝不开工。今天我再加一句，绝大多数群众反映强烈，也绝不开工。楼区长的恳切言辞，加之在国内公共政策决策形成过程中颇为鲜见的长达半年的“全民大讨论”，让人不由得对这一问题的最终妥善解决充满期待。
如果说民意表达、民意征集是公共事务民主化决策的必由路径，那在权利信仰愈来愈高涨、环保与生态认识愈来愈成为市民的权益自觉等现实语境下，以项目环评达标为技术性保证，以全民大讨论、民意呼应等作为公共决策的基调，显然不乏进步意义。至少，它喻示着曾长时间存在的城市公共事务由单向度的行政权力决策、权力主导型，逐渐向权力与权利充分博弈互动的平衡型、民主化格局嬗变。
然而，在全民大讨论掀起民意表达和参与的高潮后，以怎样的方式将它最完整最清晰最全面地呈现出来？讨论只是一种民意宣示的“效果图”，它并不必然抵达民主决策的合理化终点，在全民大讨论可以想见的参差和喧嚣之后，如实反映其整体面貌与诉求，并且切实可行的民意、权利出口在哪儿？
事关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的重大城市项目工程，一般有以下几种民意和权利的制度出口。其一是公开的听证程序，其二是代议制民主程序下的权利意志体现，其三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民意和权利票决形式，即市民公投表决模式。第一种方式近年来在我国的公共生活中尝试较多，虽不乏成功案例，但鉴于其在现阶段很难避免的行政主导、听证代表比例失衡等体制内掣肘，加之在民众心中，其听涨会、过关会的信任阴影难以短时间消除，指望它成为全民大讨论的后续出口恐怕有相当难度。
而地方人大的法定职责和常规议题本已较为繁重，也恐难以全面兼顾此类突发性公共议题。并且，地方人大代表对此类涉及局部、群体性利益纷争的敏感性和“代表性”、代言性，显然存在相当的差别。而第三种民意和权利的规则出口模式，似乎更能与全民大讨论的民主氛围、民意走向相融，但它在我国的公共民主生活中被直接有效地运用，亦存在不少显性和隐性的操作瓶颈。
如果说以全民大讨论为标识，番禺行政部门在权力与权利的博弈互动中，终于明智地选择了民主决策的话，那么，保障权利的落实将变得至关重要。
' />垃圾焚烧要先与公众达成共识2009-11-24与其说这座垃圾焚烧发电厂将要建立在番禺区大石镇会江村地界上，不如说它最终必须建立在官方与公众的共识之上。建立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仅有官方的“坚定不移”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符合法定程序，拥有足够的民意基础。事关公众利益的重大事项，需要征求公众意见，与公众达成共识，这原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政府决策必须信守的原则之一。就发电厂建设的具体法律程序而言，在规划和环境评估环节经过公众的表决，亦是不可或缺的程序要件。
事实上，在此之前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已经经历了一番激烈争论。项目所在地附近居民以及包括专家在内的一些社会人士，对垃圾焚烧发电的安全性提出质疑，认为垃圾焚烧的处理方式在发达国家已是日暮西山，其产生的二恶英将给周围环境带来严重污染。与此种看法针锋相对，政府方面认为垃圾焚烧在国外只存在技术改造升级，不存在大量关闭放弃的问题，而且在可控制的高温和烟气处理下，二恶英的排放量微乎其微，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政府的意见未必没道理，但仍必须摆事实、讲道理，让公众信服这些道理。
目前的巨大分歧，老实说，与项目筹备以来透明度欠缺、吸纳民意不够有很大关系。项目选址在2006年已经初步确定，但是直到日前争论逐渐白热化，政府方面与利益相关的民众之间并未形成真正有效的交流与沟通。即便番禺本地的人大代表通过当地媒体称赞该项目为“民心工程”，他们也承认与项目所在地公众没有太多接触。一方面是政府“坚定不移”想要推进项目的焦灼，一方面却是被冷落的公众显而易见的不信任。信任缺失，何来共识？
解决之道无非是公共博弈，在一个充分交流的平台上，试图说服对方，同时也冷静地吸纳对方合理的主张，这正是生成共识的过程。垃圾焚烧发电到底是不是已被淘汰，二恶英到底能不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在资讯如此通达的今天，这些问题绝非无解之谜。拿出真正科学的理论，摆出真正有效的证据，所有疑惑自然能够水落石出。进而，现有的选址是否最佳所在，广州垃圾围城的难题如何解决，讨论越充分，答案便会越明晰。从这个意义上说，争论并非坏事，它是形成共识的前奏和基础。关于垃圾焚烧的讨论，既是公众维护权利的手段，也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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