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一下奥巴马的演讲,我们会发现,其思路的渐进,也正吻合了中美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政治关系的舒解,其关键点在1972年和1979年。这一时期,中美之间主要是寻求政治上的突破。奥巴马的第一站落在了上海(1972年尼克松访华首站也是上海),颇有些历史感。
第二个阶段,则是经贸关系的深化,其关键点是2001年中国入世,以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确立。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已趋于稳定,双方重心放在了经济合作上,经贸摩擦也随之出现。成果是显而易见的,1979年美中贸易只有50亿美元,现在已经超过了4000亿美元。但麻烦也不少,正如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所说,这“要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沟通磋商,妥善加以解决。”
应该说,布什时期的中美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也成为布什外交的最大成果之一,但奥巴马显然并不满足于此,他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中美关系可以更上一层楼,逐渐开始进入到“文化认同”的第三阶段。
细细品味,人们也许会意识到,其实国际关系与人际关系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即存在着这样三个阶段,相识,相助,相知。而那些稳定的人际关系乃至国际关系,大多存在着文化认同,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信任感。
对奥巴马此行,许多人都很关心战略再保障的问题,事实上,奥巴马的演讲已经提供了一个思路,如果两个国家能够在战略上互信,在利益上互助,在文化上互敬,就很可能建立起长久而深刻的友好关系来。这也是对未来最好的保障。
从美国经济发展角度看,奥巴马希望今日的中国青年———未来的富有者———能够更乐得向美国投资,与美国合作;从美国的安全及全球事务出发,他希望中国青年———未来的领导者———能够对美国抱有善意,相互推动。
奥巴马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敬意,并非溢美之辞,毕竟,中国历史和文化有着足够的底气,也确实值得欣赏和尊敬。就像充满活力的美国文化一样,中国文化也有很多为奥巴马所津津乐道的地方。值得一提的,是奥巴马提出的,“我们的合作应该是超越政府间的合作,应该是以人民为基础”,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奥巴马会十分兴奋地宣布“我们到中国学习的留学生人数要增加到10万人”,因为在他看来,这种交流更能体现出中美两国致力于加强两国人民联系的愿望,也表现出对中美关系未来的信心。
得科技者得天下,得青年者得未来。在美国崛起和强大的过程中,科技(创新)和青年(活力)是关键性因素,而今,我们也希望,在中美关系不断走稳的过程中,让科技和青年扮演重要角色。在对话青年之后,奥巴马接下来似乎有必要在中美合作上表现出更多善意来,不仅在绿色科技上寻求双赢的结果,也不妨其他领域诉诸更积极的行动,正如中方所期待的,“通过此访,进一步确认两国元首确立的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的新定位”。
' />国事里融入了家事,严肃的国际政治闪出一道家庭伦理的缝隙,这种情况的确相当罕见。借此机会,猛“八”一下,再正常不过了。奥巴马家庭关系复杂,母亲是美国人,结过两次婚,父亲是肯尼亚人,结过三次婚,还有一位同居女友,因此兄弟姐妹、姑表姨表一大堆,遍布几大洲,简直就是个“小型联合国”。奥巴马系老奥巴马的第二任妻子所生,由外祖父母和母亲带大,听说同马克的关系一般,虽然曾在就任总统时邀请过这个弟弟前往观礼。马克2002年来到中国,教英文教弹琴,还帮人开过烧烤档,去年才结婚(42岁),想来这么多年磕磕绊绊也不太容易。哥哥做了唯一超级大国的总统,马克的人生轨迹会否从此不同?
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相信也没几个人会这么想。地球人都知道,美国和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同,行事方式有异,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事也不能有。奥巴马兄弟若是见了,估计也就是喝喝酒,叙叙旧,彼此鼓励一下(马克将鼓励哥哥享受中国之旅,并将其作为一次学习机会,因为中国人慷慨、大方、好客),然后就各忙各的了。奥巴马有多忙自不用说,便是马克也不是游手好闲之流,听说现在正联系出版社推出自传《从内罗毕到深圳》的中文版呢。当然,这只是猜测,哥俩见完面后大概不会联合举行记者会,也许马克会在自传的增订版中透露一二。相信他会这样做,即便他没想到这层,出版社也会如此建议的。
没有娱乐精神的人们可能觉得这很无聊——奥巴马兄弟见不见面有什么所谓么?的确没什么所谓。尽管作为美国总统弟弟的马克已经决心扎根中国,这点会让某些人士浮想联翩(这意味着什么不是很清楚嘛),但马克只能代表他自己,而不可能对总统哥哥产生影响。倘若马克能影响奥巴马,遍布其他几大洲的兄弟姐妹是不是也能影响奥巴马?否则,奥巴马怎么平衡关系?其实,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自有逻辑,并非兄弟情谊所能改变的——说着说着也没娱乐精神了。奥巴马兄弟相见来不来电,都只是一个八卦,不是政治。来电,我们表示祝贺;不来电,我们表示遗憾。来不来电都没表示,也行。
' />早在访华之前,奥巴马就曾公开表示,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不仅因为两国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还因为,对两国而言,处理好双边关系都是各自对外政策中最重要的问题;而对全世界来说,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同样非同寻常。如果中美对彼此双边关系的重要性都有充分的认识,无疑有助于两国关系的平稳发展。
不过,仅仅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是远远不够的,还有必要充分认识到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虽然奥巴马将中美关系视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对奥巴马来说,最亲密的伙伴仍不是中国,而是日本等盟国。奥巴马亚洲之行首站选择日本,并在日本发表其亚洲政策演讲,实际上就是在延续往届美国总统的做法。虽然美日关系目前存在分歧,但两国之间仍维持着同盟关系。也就是说,对奥巴马政府来说,虽然美中关系或许比美日关系更重要一些,但要论关系的亲密程度,则美日关系要大大高于美中关系。毕竟,日本是美国的主要盟国之一。
实际上,就目前而言,中美关系最重要的或许不是亲密程度,而是稳定程度,在稳定的基础上才能谈论进一步提升和加深双边关系。中美之间的确有着广泛而密切的经济联系,在朝核问题等国际问题上进行着合作,但与此同时,中美之间仍存在台湾问题等妨碍双边关系发展的重大障碍。事实一再证明,这种障碍的存在,直接威胁着中美关系的稳定,并极有可能造成中美关系的重大波动。
截至目前,中美之间已经建立了众多高层对话机制,这对于彼此之间的沟通与合作都有重要意义。但值得关注的是,在军事以及安全领域,两国之间仍然未能建立起稳定的对话与合作机制。这或许是因为,与中美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相比,中美在军事安全领域的联系程度仍相差甚远。
就在奥巴马访华前夕,美军方多位将领公开渲染中国太空能力的提升,并对此表示担忧。鉴于美国军方多次渲染中国威胁论,此种担忧并不稀奇。不过,在更深层次上,这种观点所体现的是美国国内部分势力对中国的猜忌和不信任。换句话说,对于中国,美国在战略上仍然缺乏信任感。这种缺失的信任感绝非短期之内就能建立起来,也不是仅凭善意的言论就能建立起来,它首先需要克服两国之间现有的重大障碍。
在14日的亚洲政策演说中,奥巴马明确表示,美国无意遏制中国,希望中国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善意的言论,但是否意味着一种善意的政策却仍有待观察。已经有报道说,尽管中国政府一贯明确坚决反对奥巴马或任何外国政要会见达赖喇嘛,但在结束访华回国之后,奥巴马仍将接见达赖喇嘛。或许,这件事就足以说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而且,这种复杂性和多面性不是奥巴马的善意言辞就能改变的。
' />奥巴马的亚洲之行,是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氛围下进行的。失业率飙升与支持率下降在质疑着奥巴马的经济政策,阿富汗和伊拉克 形势的动荡在质疑着奥巴马的外交政策,而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则在召唤着奥巴马在全球变暖问题上起到带头作用。这也使得奥巴马对亚洲,尤其是中国的访问具有了浓烈的现实意义。
应该说,奥巴马的访华首秀,具有着定位和开拓的双重意义。令奥巴马欣慰的是,布什政府留下的不都是麻烦,至少在中美关系上,就是很好的高开格局,也使得他在对华政策上相对比较省心。
不过,在上任将近一年之际,奥巴马还是要面临一个选择,也即,是全盘照收布什的对华政策,还是有所发展,这也是中方比较关心的问题。而奥巴马政策所面临的内外难题,也要求他必须尽快且稳妥地定位中美关系,以便在经济刺激和解决国际难题方面赢得中国更多理解和支持。
开拓则是锦上添花的事情。正如人际关系一样,仅有良好的定位,而缺乏经常的感情和利益流动,则不能保证关系的更上一层楼。在中美关系中,这种开拓事实上还具有着稳定关系的作用,因为更多的利益相连,更深的文化理解,将会有助于避免局部的矛盾升级,避免因小失大的不智之举。
奥巴马的访华目的,也使得此行是重在求同,重在互谅。如果说,以往美国领导人在谈到中国崛起时还有些犹豫的话,而今奥巴马已经很坦然地指出,中国的崛起将会“有助全球发展”,他在东京还特别表态说,“美国不谋求遏制中国,并欢迎中国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也意味着,至少在奥巴马任内,中美关系仍会坚持高开高走的格局,为此,奥巴马将会在中国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更多认同,对中国力量的更多欣赏,对中国未来的更多看好。
值得一提的是,在奥巴马访问的亚洲四国中,中国是他访问时间最长的一站,他将停留4天3夜。这一方面足见奥巴马对中国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中美之间关系的厚度和广度已今非昔比,换句话说,就是可谈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在诸多可谈的问题中,战略再保障(也即战略性保障)可谓重中之重,因为这关乎中美关系的未来。用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的话说,中美双方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强调并增进“共同利益”的领域,同时直接消除导致相互不信任的根源,不论是在政治上、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而为了增进互信,就必须强化彼此的认同感,从认同对方的内外政策,体谅对方的战略处境,到欣赏对方的历史文化。
对奥巴马来说,这个第一次和时间最长的中国之旅,也许仅仅是漫长的寻宝之路的开始,不仅中国的文化中富含宝藏,而且中国的现实发展也存在着宝贵且丰富的经济机遇,不仅有助于美国的经济复苏,也有助于21世纪的中美关系在稳定与和谐中发展。此时,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一百年前的预言也许更能诠释奥巴马的心情———“美国的未来更多是由我们对太平洋彼岸的中国的立场而非大西洋彼岸的欧洲的立场所决定”。
' />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美经济对话,已从以往主要由美国对中国汇率政策指手画脚,要求中国加快开放金融市场,转变为中国对在美投资安全和日益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担忧。这场以“特保案”为开端的贸易纠纷并没有因中国的忍让和被迫反制就此止步,反而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
为了扭转经济颓势、刺激经济,美国参议院今年2月通过了总额为838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案,进一步强化了众议院之前通过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关于“购买美国货”的条款。这一条款令世界哗然,欧洲、日本等国家对美国这一条款深感不满,并屡次威胁将针对这一条款采取必要的反制手段。
在金融海啸冲击下,世界经济正陷入困境,身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公布经济刺激计划,本该是当前世界经济寒流中的一丝暖意,然而,这一经济刺激计划的出台,却可能令当前世界经济的衰败处境愈演愈烈,在美国贸易保护的“榜样作用”下,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也蠢蠢欲动。此时,美国率先诉诸贸易保护主义,其他经济体要么报复,要么效仿,国际贸易环境将急剧恶化,全球经济也将进一步走向深渊,并将长期在低谷中徘徊。
回顾美国贸易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触发金融危机,美国国会将其归罪于国际贸易,于1930年通过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对两万多种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从而引发了全球贸易大战,国际贸易因此几近停顿。对此,很多经济史学家认为,世界经济在20世纪30年代之所以陷入萧条长达10年之久,与美国在危机之初挑起的贸易战有直接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除美国以外的其他资本主义强国均遭重创,美国对欧洲、日本具备了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美国此时开始倡导自由贸易,但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联邦德国的经济逐渐恢复并日益强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卫美元为由提出为了保持对外军事支出,维护冷战盟主地位,美国的贸易收支经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为此,必须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两次石油危机使世界经济增长缓慢,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在美国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
美国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和老贸易保护主义相比,过去主要是通过限制进口来保护国内产业,其手段是构筑高关税壁垒,而现在更侧重非关税壁垒。一些非关税壁垒目前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干预外贸、限制进出口的主要政策措施。为了实现本国的贸易利益最大化,美国举双手赞成贸易自由化,积极参与GATT和WTO的谈判,同时又不断地带头实施各种贸易保护。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贸易与关税法案》,1988年经里根总统签署,正式成为美国法律的《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案》,都带有浓厚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而且近年来其贸易保护主义的议案不断增加。美国的所谓“301”、超级“301”等条款,都是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典型代表。
纵观美国贸易史,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基本是交替进行的,贸易自由主义的历史非常短暂。每当美国经济面临危机时,贸易保护主义往往成为其摆脱困局的“杀手锏”。历史证明,美国倡导的自由主义理论和其在实践中的所作所为是大相径庭的,事实上,没有超国家利益的自由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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