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改是城市治理进程中的“法治试纸”

今年快70岁的徐步章，一大早又钻进了深圳隆仁大厦里昏暗、潮热的楼梯间，爬楼去往6层的办公室。“三年了，大楼有电梯却不让我坐，实在吃不消。”17年前，徐步章与好友左健宁共同出资合建了这座楼房。如今，因为一部电梯，两人对簿公堂。值得一说的是，这座合资建的大楼，现今已涨到近2.5亿的市值。（11月27日 北京青年报）

一对渐行渐远的好友，一个城市“旧改”的故事。老徐担心的是，不仅是电梯没法坐，更担心老左作为此次“旧改”项目开发商的总经理，会不会“独吞整栋楼”；老左郁闷的是，“电梯本身就是我去建的”，理论上说，“我也可以不给他坐”。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是农民的“小产权房”，隆仁大厦一直没有产权证；但略显蹊跷的是，据说这栋大楼竟也冠冕堂皇登记了“产权资料”。

一部电梯引发的悬案，指向的是“城市更新”语境下公民的责权利关系。或者说，它是城镇化进程中基层治理体系和能力的“高级测试”。“旧改”等城市更新，是国际上普遍存在的城市改造现象，通过必要的、有计划的改建活动，对城市中个别衰落区域进行拆迁、改造和建设，提升城市能级，使之涅槃重生。不过，在各方利益复杂的纠葛下，“拆不动、赔不起、玩不转”这三难，早已形象生动地说明了“旧改”的美味与艰辛。

比如深圳老徐与老左的纷争，看起来是一部电梯的物权归属问题，说到底，其实是历史背景下“小产权房”绕不开的现实症结：比如，在没有法定契约的背景下，产权关系究竟如何界定；又比如，如果利益方出现诉求纠纷，在彼此都没有扎实证据链的情况下，“清官”如何断好“家务事”；再比如，发达城市“小产权房”因“旧改”等因素而导致其增值能力暴涨，这个时候，现有法治体系如何保障其“法外”利益……这些问题如何不能及时厘清，要么戕害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要么会对类似问题形成“恶示范”效应。具体到事件中来，老徐举报昔日好友曾任深圳市原龙岗镇国土所副所长、现又位居“旧改”项目开发商的总经理，瓜田李下究竟有无嫌隙，这个问题恐怕既不能听信传言、亦不可自证清白，起码有待纪检监察部门给个清楚的答案。

2021年各城“旧改”中的故事与事故并不少，根据七普数据显示，2020 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3.89%。可以肯定的是，未来我国城镇化率必然还要显著提高。“深圳老徐事件”的标杆意义，起码在于两个层面：第一，这是一线城市版图扩张中高标的矛盾冲突，无论处理得当与否，其他城市“旧改”也容易依葫芦画瓢。第二，它直接拷问着城市治理进程中的法治水平和层级，如何调处矛盾、如何捍卫底线，基层部门大可作为、也该作为，更重要的是，在纠纷和矛盾出现之前，必然还有更多柔性化解的弹性空间。当真有处说理，何必事事在法庭上“兵戎相见”？

“小产权房”确实是个历史遗留问题，但是，既然有了物权法和民法典，遗留问题也得有个公正求解的坐标系。更重要的是，要想让更多“老徐”与“老左”都满意，在“旧改”的最后一公里，监管必须到位、法治必须硬气。（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