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实名制”能给人带来安全感吗？

从下月起，福建福州市民寄快递时，需出示身份证，并登记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昨日，记者从福州市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下个月起，福州市将试行快递实名制，市民寄快递时需出示身份证，并由收件员将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记录在册。(6月24日《海峡都市报》)

在讲究效率、追求精准的现代社会，快递满足了人们的速度追求。然而，快递在带给人们便利和快捷的同时，也带来了安全风险。“快递倒付骗局”也好，利用快递运送违禁品也罢，快递的匿名属性，为一些人的失范行为提供了隐身空间，一些机会主义者利用快递行业的监管漏洞，为了敛财不惜疯狂地铤而走险。

“快递实名制”的制度善意，在于加强风险防范和信用管理。在人的不确定因素逐渐增多的风险社会，“快递实名制”有助于溯源追究发件人的责任，从而从源头上减少用快递运输违法违禁物品几率。在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全面建立的格局下，提高失信行为的违规成本，让失信者为自己的过错承担应有的代价，是一个现实可行的路径。作为利益相关者，老百姓不能成为“快递实名制”的旁观者，而是要成为参与者。

从过往的经验来看，只有操作系统越强大，社会规范才能实施得越彻底，规范发挥的功能就越强大，“快递实名制”才能得到更多的信任和社会认同。可是，一个好的社会规范，应该是道德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有机结合；只有这样，规范才能具备强烈的、持久的、普遍的行为感召力和激励力量。只有尊重和回应老百姓的利益诉求，纾解公众的担忧和焦虑，“快递实名制”才会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

对于“快递实名制”，老百姓并不是质疑其初衷，而是忧心缺乏相应的配套举措，让其陷入新的安全困境——“快递实名制”推行后，寄快递要登记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等信息，“万一泄露出去，被不法分子利用怎么办”。不论是对保存期满的运单集中销毁，还是在快递企业设置安全员和安全委员会，抑或提高快递员违法犯罪的成本，只有不断完善配套措施和支持系统，“快递实名制”才会更具有可操作性，更容易“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