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保送制度存废的时机已成熟

【如果不能通过制度设计解决好“绝大多数‘保送生’为厅局级领导干部子女”的腐败困局,保送生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

最近一则有关“保送生”的消息,再次将人们的目光聚焦到保送生制度上。记者在多个省市调查发现,由于存在自我裁量甚至暗箱操作空间,加上相关信息透明度低,以及高校面试存在“走过场”等原因,一些特殊群体将“保送生”渠道当成了子女升学的“捷径”。(5月13日新华社报道)

所谓“特殊群体”,从媒体报道来看主要是有一定背景的少数人。这从报道所提供的案例中即见一斑:南方一所高校梳理总结10年“保送生”情况时发现,绝大多数“保送生”为厅局级领导干部的子女；在中部某省的2014年“保送生”中,几名厅级领导干部的孩子赫然在列；广东一名落马副省级干部子女被曝凭借一项科技发明奖造假获得重点大学的保送资格……类似新闻一再刺痛公众的神经,但似乎从未像这次这般强烈。

这不仅因为案例非常典型,而且还因为此种招生腐败发生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即在保送生大幅“缩水”、设置了三道关口(推荐环节、公示环节、审核环节)的背景下,仍然难以抵制权力的猖狂进攻,被外界视为能有效抵御腐败的三道关口几乎形同虚设,一些手握重权的厅部级干部总有办法闯关夺隘,让自己的子女顺利获得“保送生”资格。

那么,那些“保送生”又是些什么人?南方两所高校对近年“保送生”跟踪调查发现,这些学生在学科特长、创新能力、组织才能、社团活动等方面并未显示过人之处,有的在学习成绩上反而不如高考生。更不堪的是,前两年凭信息竞赛省级一等奖获推荐保送的学生在高校测试时竟有一半不掌握相关知识,近三分之一不敢参加测试。难道,这些“保送生”都是到重点大学来“滥竽充数”的?

事实证明,当初设立保送生制度的初衷(照顾特殊人才)实现得并不理想,在实际运行中,该制度更多地“照顾”了官员子女,偏离了制度轨道。由此导致一系列恶果,如助长高招腐败,毒化社会空气,制造社会不公,重创高考公信力,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

如果不能通过制度设计解决好“绝大多数‘保送生’为厅局级领导干部子女”的腐败困局,保送生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而依据现在设计的制度即三道关口,事实证明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力寻租的难题。况且在全国腐败高发且反腐机制不甚健全的大环境下,单靠三个环节是无法解决高招腐败的。

依我说,与其精简“保送生”人数,不如干脆取消保送生制度。取消的条件已经具备:条件一,占“保送生”大头的外语类“保送生”的保送资格随着时代变迁已经失去。“外校”保送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为适应改革开放急需外语人才的时代要求,有必要开通保送外语人才的“绿色通道”。时过境迁,随着外语教育的普及和外语专业人才的增多,“外校”保送的时代背景已经不再,因而取消“外校”保送势所必然。

条件二,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高考招生制度要进行重大改革,到2020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保送制度已无存在的必要。

条件三,随着高考自主招生制度的日益完善,保送制度完全可以纳入自主招生制度,合二为一,尽可以让特殊人才通过自主招生渠道进入重点大学。

综上所述,保送生制度已经完成历史使命,该退出历史舞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