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赔遗书”,折射待解的医患困境

湖南省汨罗市人民医院，一名护士在手术室捡到病人的遗书，遗书中称如果手术意外导致死亡，医院最低赔偿30万元，否则遗体不移出医院大门。昨天下午，汨罗市人员医院办公室主任蔡月表示，医生对患者手术前的心理表示理解，不会对该事进行深究，以后也将对患者手术前加强心理疏导。（《京华时报》5月8日）

医护人员正在为手术做准备，患者那头却已在精心筹划术后如何索赔，甚至连遗体不移出医院大门的索赔手法，最低30万元的索赔底线，都已事无巨细的周密策划。尽管院方回应称医生对患者术前心理表示理解，但患者手术索赔遗书的意外曝光，的确仍令人心寒。

不可否认，既然同一部《红楼梦》，不同的人来看，心得都完全不同。那么，对于同一台手术，非要医生和患者所见略同，也的确有些强人所难。角色与身份的不同，尤其是对于手术风险认知的差异，医生与患者对手术产生完全不同的心理和态度，医护那头摩拳擦掌、信心满满，患者那头却心怀忐忑、担忧焦虑，要说并不意外。患者对于手术意外风险的种种忧虑，更是人之常情。而从医疗手术本身的风险属性来看，让患者有风险有所认知和准备，也的确不无必要，更是对患者知情权的保障。

只不过，当患者对手术风险的认知和准备，竟然升级为“术后索赔”的精心筹划，一旦手术出现意外风险，医院甚至医护人员便不得不陷入高额且难缠的索赔纠纷。而现实中，无论手术失败的原因如何，也不论是否存在医疗事故或医生失职，一旦患者手术死亡，医院便不得不花钱买消停，也的确几成惯例。相形之下，术后索赔遗书，倒也并不显得突兀，不过是医患困境的现实写照罢了。

应该说，“术后索赔遗书”的意外曝光，固然令人心寒，患者的索赔策划，更是凸显医护与的院方窘境。然而，仅仅是指责患者的精于算计与过度索赔，却并不能改变上述局面。而从患者的角度出发，对于手术风险的担忧，以及万一术后死亡，身后事该怎么办，的确也是十分现实的考量。尤其是放在社会保障缺位，人身保险也并不普及的背景下，寄望于通过“术后索赔”的方式，获得经济上的好处，为身后事解忧，也就并不意外了。而包括“医闹”在内的各种“术后索赔”总是屡试不爽，更是成了此类行为的最大示范效应。

事实上，为了应对“术后索赔”现象，各方也并没有少动脑筋。医责险的出台，很大程度上正缘于愈演愈烈的“术后索赔”。只不过，尽管医责险最初目的在于化解这一风险，但实际效果，却并不如愿。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医责险同样激发出更多对医疗赔偿的诉求，甚至并无主观恶意的医疗疏失，也被索取补偿，而国内的医责险，更是成了医疗机构的额外负担。当医生不得不面临更高的索赔风险，甚至为并非主观故意的手术风险而承担经济赔偿责任，或是承担相应的保险成本，也必然会使得医生倾向于避险，从而极大的改变医疗行为。“术后索赔”的精明算计，会否令医患双方陷入各求自保的囚徒困境，也就绝非杞人忧天。

一言以蔽之，“术后索赔遗书”或许只是意外曝光，但其背后所折射的医患困境却亟待反思并“疗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