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价联动控烟效果如何？

财政部通知，自2015年5月10日起，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税率由5%提高至11%，并按0.005元/支加征从量税。国家烟草专卖局同日印发通知，对所有在销国产卷烟和进口卷烟批发价格上调6%；建议零售价格按照零售毛利率不低于10%的原则由各省级局（公司）确定。据此，多个省市的卷烟零售价格都已陆续上调，提价幅度约10%左右。

控烟不能只打一张“王牌”

止凡

为了限制和减少烟草生产与消费，同时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世界各国普遍征收体现政府“寓禁于征”调控意图的烟草税。我国烟草税相比西欧国家并不算高，提烟税涨烟价也一直为控烟人士所呼吁，此番调整因此受到外界好评。因为大家都有着共同的想象：税收提高，价格上涨，穷人抽不起了，富人也有痛感了，吸烟的人数不是肯定会减少吗？

其实，税收杠杆此前我们也一直在用，而且通过烟草专卖取消了市场竞争，可惜效果似乎并不理想。那么，再提烟税，再涨烟价，究竟又会有多大的控烟效果呢？烟民对烟价上涨固然会有抱怨，但真的因此戒烟恐怕也不容易；更何况还有很多人抽烟从来不掏钱，此即所谓“买好烟的不抽，抽好烟的不买”。“至尊南京——厅局级的享受”，还记得这句广告词吗？试问，提多少烟税能让局长们不再抽天价烟？

此次烟税调整最大的特点，被认为是实现了烟草调税与调价的同步推进。其实，过去提烟税，烟价也是会同步上涨的，因为我国实行的是烟草专卖制度，垄断者怎么可能自损利润为额外增加的烟税埋单？调税与调价同步推进，看上去是为了控烟，实则起的是“垄断协议”的效果，因为，如果各地烟草调价幅度不同，就会客观上损害垄断集体利益。

在我看来，此次烟税调整真正的“特点”，是依然没有落实税收法定的原则，财政部发个通知就直接把税涨了，就像之前的三涨燃油消费税一样。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语境下，在税收法定原则备受关注的背景下，无论提高烟草税多么必要多么急迫，似乎也不应该省掉必要的法定程序。税率的调整，不仅直接关系公民切身利益，而且决定着税收的公平性和人们的税负痛苦感。政府部门发个通知就提高税率的“习惯”，早该改改了。

不能否认，提高烟税的确是重要的控烟举措，但控烟的王牌又显然不是只此一张。吊诡的是，提高税收如此简单，甚至连人大批准的必要程序都可免去，但要换个烟盒却困难重重，以至于骷髅头至今也印不上烟盒。试问，这真的是要严格控烟吗？抑或是，要用最少的代价最多的获得，去做出控烟的姿态？一味提高烟草税，因此难免被误解为税收工具主义。

说到底，控烟不力的真正原因，无非是一些地方政府舍不得狠下心来，生怕损伤到烟草企业这根“经济支柱”，进而影响到政府财政收入。这就造成一个非常矛盾的景况：一方面，不断增加烟税，说是为了控烟；另一方面，为了增加税收，又暗地放纵烟草。正因为如此，政府控烟难免投鼠忌器，提烟税涨烟价，因为对烟草业损伤最小、财政增收又最多，而成为不变选择。

但无论如何，提烟税涨烟价不应该是控烟行动的全部，各种软性控烟举措，比如烟盒印刷骷髅头等警示图案，公众场所全面禁烟，严惩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等等，都远比提烟税更有行动的空间——关键是，我们是否真的有决心砍掉烟草这个利税大户？

调税如此“凶猛”，控烟怎可扭捏？

齐岳

前两天宣布的烟草税价调整，是2009年以后首次上调烟草税价。政府在烟草的批发端提高消费税额，从5%上调到11%，同时还按每支烟五厘钱的税率按量征税。官方宣传，这体现了我们“寓禁于征”的政策方式。考虑到其他种种因素之后，零售价差不多会上涨10%。从这两天全国各地的反应来看，几百万家零售店里的烟草价的确上涨了有这么多。但咋说呢？这一政策的财政意义恐怕要大过控烟意义。

此次烟草提税的宏观经济背景和2009年相差仿佛，都发生在大环境不景气、财政吃紧的时候。因此有愤怒的烟民指责政府“醉翁之意不在酒”，钱不够花了就开始掂量烟民腰包的主意。烟草行业2014年利润破万亿，占全部财政收入的10%。在我国，控烟工作的重要性从来也不会超过就业。我们合理猜测，经过精密测算的提税方案，必然是本着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而去，同时不会怎么伤及解决五千万人饭碗的烟草行业。有着政府背景的财政科学研究所计算表明，我国若每包卷烟增加从量税1元，政府财政收入将增加649亿元。

财科所另一项计算显示，调税之后我国烟价中43.5%是税。这个比例比奢侈品中的税还要高了。但如此这般加税之后，我国一盒烟平均售价也就是六块钱，不到一美元。而国际平均烟价是5.5美元。差得太多了。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税收应该提升到零售价的70%，我们加完之后也还是有差距。

尽管提价效果几何有争议，但肯定属于强力手段。有人说提价对于高档烟来说只会是推波助澜，有人说烟民不会因为一年多花几百块钱而戒烟。说得都很中肯。不过也的确需要承认，10%的加价已能够让农村烟民、低收入烟民、零花钱不多的未成年烟民少吸或不吸了。再拿些凶猛的案例来说：香港当年将香烟消费税猛增到300%之后，吸烟量立马下降了20%；俄罗斯也曾经如此搞法，效果同样显著。都说吸烟是“刚需”，但在价格武器面前这种刚性也不过尔尔。一包中南海卖到中华价，不信大伙儿仍然要每天半盒。

可惜这种提价法在国内目前只能是琢磨。我国作为全球少有的百分之百官售烟草的国家，控烟工程相当于政府自己和自己较劲，左手按着右手。中国烟草总公司和烟草专卖局就是一家机构。这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我国控烟工作难有进展。

4月下旬推出的新《广告法》，终于将目前能够见到的几乎所有烟草广告加以禁止。此前运行20年的老法里，零售端的烟草广告一直没有禁绝。但此次修法，仍然没有彻底堵死未来新兴广告形式，也没能把反映吸烟害处的图片放上来。从国际经验看，全面禁止烟草往往通过媒体广告、赞助活动等有力措施推动。我们欣喜地看到这方面国内也有这样的进展，又不禁遗憾这样重要的修法机会下控烟力量还是没能全胜。控烟工作靠烟民自制不太现实，唯有实打实通过价格和认知渠道削弱烟草对公众的吸引力，才能算是彻底。如此涉及几乎所有人的事务，实在不应扭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