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烟绝对化和扩大化了吗？

国务院正就一项全国控烟条例草案征求公众意见，同时中国烟草专卖行业开始发声。中国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凌成兴最新表态是，应避免“绝对化”和“扩大化”。（澎湃新闻 12月3日）

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针对控烟条例草案而做的避免“绝对化”和“扩大化”的最新表态，成为控烟和反控烟中的一种最刺耳的声音，这种声音总有些娇嗔，总有些顾影自怜。

控烟，总是与吸烟相对应的，在扩大一些，也与种烟息息相关。既然是控，顾名思义，并不是禁，所以，谈“绝对化”和“扩大化”就有故意夸大的成分。为什么有夸大的成分，不免与他的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的身份不无关系。

在强调避免绝对化和扩大化的理由方面，凌局长把一系列的数字作为支撑。既把烟草行业对国家的财政税收抬了出来，占国家收入的6%，又把消费者抬了出来，称之为维护消费者的权利。看来，凌局长既有国家情怀，又有民本意识，但却没有看到烟草行业在创造经济财富的同时，给经济造成的负担和给消费者造成的身心健康这个事实。

从征求意见看，在室内公共场所禁烟，早已成为公众的一个共识，在体育、健身场馆室外观众座席、赛场区域、公共交通工具室外等候区全面禁烟，不仅是为了吸烟者的个人健康有利，对于其他处在公共场所的人员，也可防止被动抽二手烟，这种常识，凌局长不可能不知。这一点说控烟扩大化，与公众意识相逆背。

根据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的数据，从2008年到2050年之间有1亿中国人会因为吸烟而提早死亡。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04年烟草夺走了全世界540万人的生命。中国的烟民一直稳定在全世界总吸烟人口的1/3。这是说，中国每年因为吸烟而提早死亡的人大致在180万至200万之间。2011年中国人均GDP为35083元，则仅2011年中国因吸烟而提早死亡损失的GDP为8374亿元至9303亿元之间，与国家烟草行业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正财富相比，显然控烟并没有到达应该控的范围之内，扩大化之说更是站不住脚。

凌局长在谈防止扩大化方面，也把烟农摆在了台面上。确实，种植烟草，在一些省份，是一大支柱产业，是农民增收的一个渠道。但是否就是农民唯一的增收渠道？2005年，《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云南几个烟草产区调查时发现，当地烟农每人辛苦劳作一年的平均收入不到全国农民平均收入的1/4；相同面积的土地，种烟的收入不如种粮食，但农民还不得不种烟，是因为当地政府为了保证烟草种植数量，划出专门的地来种烟，如果农民种别的，就将庄稼给拔了。2011年，河南省嵩县九店乡陶庄村近200亩刚返青的麦田被村干部毁掉，为的是逼村民改种烟草，以完成上面给该村下达的1000亩烟叶种植面积指标。农民是经济人，如果可以自由选择，他们不愿意种烟草，则意味着种别的收入更高。

在国际会议确定要求在烟草制品包装上印制警示标志时，国家烟草局的代表抬出了中国文化论，在国内也没有落实印制烂肺、骷髅等警示图片。在国家全面控烟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出台后，国家烟草局的避免“绝对化”和“扩大化”就有了可循的前车之鉴了。

控烟，是向公众发起的一项社会自我革命，也是一场自我救赎的运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需要他的利益既得者做出某种让步。这一点上，尤其需要国家烟草局能做一个敢于担当的控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