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从来都不是一个宏大空洞的叙事,它需要体现于每一个“浮萍之末”】 近日,有媒体梳理发现,一年多来,深圳共有15名街道执法人员因在查违中涉嫌职务犯罪而“落水”,其中包括3名执法队队长、6名执法队副队长。而类似的案件并非深圳独有,全国多地通报过基层执法人员利用查违之便受贿、“猫鼠”携手共惠的案例,这种“执法违法”现象已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的毒瘤。 执法者成为“高危人群”,频频沦为违法者,这事儿虽然招人恨,却也不足为奇。招人恨,是因为他们是国家权力的神经末梢、基层代表,最直接地和老百姓打交道,种种徇私枉法,一伤了民利二伤了民心。说它不足为奇,是因为有点权力就变现,钻空子拿好处之后“选择性执法”,历来就是基层执法者身上的顽疾。“吃拿卡要”这个词儿就是为这种现象准备的。 “神经末梢”人群太大,也太分散了。一个个分散的欲望,指望从上到下看住,并不是容易的事儿。没错,这是一些小权力,也是一个老问题,可却小看不得,绝对需要“大药方”。从治理逻辑上讲,除了自上而下的法纪约束,最重要的是要赋予被执法者以力量,让他们能够抵制不正当执法、纠正扭曲性执法。而这种力量的来源,就是“依法治国”这四个字的基层内涵之一——把执法权装在更精密的法治笼子里,透明运行。 十八大以来,从强势的反腐败到刚劲的抓作风,双管齐下,一个关住权力的笼子正在编织。接下来,要警惕的是“牛栏关猫”——“大老虎”等这些体积大的动物确实顾忌更多、违法代价更大、用权更谨慎了,但一些“小黑猫”仍然可以选择性地进进出出,和老鼠们勾勾搭搭,更不要说苍蝇、蚊子的“自主权”了。只有继续努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笼子的围栏扎得更密一些,持续地压缩权力寻租的空间,才能把每一个神经末梢上的权力,都非常精密地关在必要的部位。 更重要的是,遵循明晰的规则,把“选择性执法”的自由裁量空间压缩到最小,才有可能最大程度地防止“执法队长的沦陷”。这就需要从两个方面着力。一是明确执法边界,规范执法清单以及执法者责任,并通过一些公开化、公共化的程序来保障。比如,交通管理从街头罚款到统一交纳的程序性改革之后,被执法对象清晰了标准,也减少了警察自由裁量的随意性,大大压缩了寻租空间。二是构建对执法者的监督体系,包括被执法对象的复议程序、媒体监督社会监督的渠道拓展,真正做到只要露头马上被纠。 这事儿说起来简单,但因为执法权分散在社会各处、多个领域,情况都不相同,形成这样一套精密牢笼并不容易,所以说需要一个“大药方”。放长远来看,社会治理中民众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执法者产生了这样那样的腐败,都需要通过依法治国的大药方,来寻求根本性解决之道。可以说,依法治国从来都不是一个宏大空洞的叙事,它需要体现于每一个“浮萍之末”,基层执法权频频沦陷,考验着依法治国的决心、耐心与智慧。在制度建设上,就是要杜绝“牛栏关猫”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将要召开的四中全会专门讨论“依法治国”问题,更值得期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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