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户籍去留容不得“被做主”

【别把农民进城落户的权利，办成强制性的“义务”或“责任”，是这场改革的底线之一。】

城乡户籍对立的坚冰终于开始消融。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不再区分“农户”“非农户”，横亘千载的城乡二元对立，有望走向全新的均衡。这将打破利益的藩篱，促进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再迈一步。然而，把好事办好，各级治理者可能还得颇费一番脑筋。

漂泊在城乡边缘的农民工群体，应该是进城落户的最大受益者。但是，从更广范围看，不见得每一户农民都买账。有人故土难离，城里再好，不如祖上留下的一亩三分地；有人则看中土地的“价值”，希望走上家庭农场、产业化经营之路。正因此，农民是否愿意落户、特别是落户后是否有偿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容不得地方政府的“野蛮做主”。这在《意见》中表述为，在尊重农民意愿前提下开展试点，不得以退出“三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细细读之，《意见》这一表述的上级大标题为“切实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合法权益”，“权益”二字，才是我们理解户籍改革中农村产权的中枢。何为权益？权利加上利益，有权利才能实现利益；何为权利？正如西哲所言，权利乃“可为”，就是说权利本质在于它的可放弃性。可进城落户，也可不落，可放弃“三权”，也可不放，才谓权利。相反，不可放弃的，是义务，放弃了还要受到惩戒的，是责任。

别把农民进城落户的权利，办成强制性的“义务”或“责任”，是这场改革的底线之一。这方面的类似教训太多了。曾经的强制拆迁，搞出来多少人间悲剧；就在新农村建设中，也不乏半强制的“洗脚上楼”，生活方式难习惯不说，赖以为寄的耕地若不复存在，又该何处去讨生活？“我的土地我做主”，尽管并非完整物权，但“三权”仍受宪法法律所保护，不侵犯它们才能让农民在城镇化中进退有路。

城镇化，归根到底是人的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更准确地讲，是以人的权利为本的城镇化。个中道理中央天天讲、反复讲，现在还要讲，就是要防止一些地方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为了户籍改革而改革，生拉硬拽，甚至为了完成所谓的“落户指标”，把好端端的政策在落实中变了味、发了馊，变成了侵犯农民权益、诱发群体事件的导火索。

土地，乃农民的命根子。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升级到更高端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是一个长期的自然历史过程，有其客观规律，强拉不行，硬拽也不成。三中全会提出的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个成熟的标志，正是“善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深化改革”。只有循序而渐进，在保护权利的同时推动改革，才能远近兼顾、求同存异，让留下来的农民安心，进了城的农民放心。

本报特约评论员洪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