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学堂”争议考问高校决策机制

【抛开学术概念和专业建设等方面具体的争议，北京大学“燕京学堂”事件最值得我们反思和关注的，应是高校管理和决策体制的民主化、现代化、科学化等问题。】

近日，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的筹建、规划等事宜，引起校内激烈的争议，也由此引发了社会对高校改革问题的深层探讨。

所谓的“燕京学堂”是北大试图新建的住宿制教学科研实体学院，以开设一年制“中国学”硕士、引进国内外顶尖学者教授、英文讲解、全额奖学金，涉及哲学、历史、考古、语言、宗教、文学、文化、经济、管理、法律、制度、公共政策等内容为特色，属于“具有国际视野”、“开放、高端”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计划。

对于这一听起来非常具有首创性、独特性、本土性的项目，质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学”或“中国学”的概念尚有争议；二是一年制、双语教学等太过理想，条件也不成熟；三是一些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交叉学科建设，不是简单靠资金投入、条件优越就可以成功的，需要有一定时期的积累与磨合；四是现有的《学位授予与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没有“中国学”，缺少所谓的专业标准和具体要求；五是学堂的选址占据了北大师生活动的重要场所，在损害师生知情权、参与权的基础上，只凭行政权力推进的所谓改革难以得到师生的广泛理解与支持。而最后一条也是最受非议的来源之一。

作为一个旁观者和高校教学科研人员，笔者认为，北大的这项改革是有想法、有担当、有魄力的，作为中国“国学”教育和研究的重镇，他们在诸多相关的研究领域都有名师和学术积累，应该在引导全国的国学教育和全世界的“中国学”发展中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尤其是在如何突破学科目录与体制性障碍等方面，他们也有积极的探索与思路，非常值得钦佩。

但是，正像质疑者提出的那样，由于高校管理者一直热心做顶层设计，很容易忘记和忽略高校主体——广大师生的知情和参与，没有充分意识到任何一项有价值、有影响、能持久的改革，都必须有广泛和坚实的社会基础。所以，在事关改革成败优劣的根本问题上，这次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具有普遍性和深层意义的，需要从中吸取教训的不仅是北大自身，也包括中国所有的高校与研究机构。

然而，北大毕竟是北大！遇到这样的问题，不仅能揭示出来，而且及时改善，搁置方案，欢迎师生参与讨论，亡羊补牢犹未晚。我国高校的各类改革若都能如此改善、如此推进，还是很有希望的。正像孔子赞赏的，善于改过者是值得敬仰的。

北大的这次争论和调整如一波微澜，在似乎平静的学界、教育界引发诸多的思考和震动。抛开学术概念和专业建设等方面具体的争议，最值得我们反思和关注的，应是高校管理和决策机制的民主化、现代化、科学化等问题。作为高校的管理者、领导者，不能只感觉自己最聪明、最有能力，认为有了经费和物质条件就可以办好一切事，有了行政力量就可以只热衷对“顶层”的关注，而忘记高校改革必须依靠的主体，忘记广大师生才是学校发展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延续到今天，有成功也有失败。其中的关键在于，是否忘记和忽略了根本，包括问题的根本和依靠的根本。前者主要取决于管理者的认识水平、价值取舍和科学精神，后者则更关系到管理者的基本立场、工作作风和责任使命。只有当中国高校的管理者都能真正地意识到改革和发展的巨大潜力与深厚基础存在于广大师生之中，有了他们的积极参与和奉献，才能真正激发创新、完善的无穷活力。

很明显，在我国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中，我们所看重的还过多地停留在表面化的排序、资金与荣誉，忽略了最根本的制度与文化建设。科学而民主的决策程序是对师生的起码尊重，是对大学精神和现代大学制度的不断省思。可见，在中国高校未来的发展和改革中，思想解放和制度完善仍是最重要的任务。

程方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