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草莓”性侵案的未竟之问

近日，一个名为“平顶山两岁草莓”的微博备受关注。博主田女士称，女儿“小草莓”两岁多时在幼儿园遭性侵，被告一审以猥亵罪获刑四年半。田女士认为量刑过轻，且称未得到民事赔偿。同时，这位单亲妈妈在微博中针对本案发出了三个疑问：猥亵罪是否属罪名不当？幼儿园是不是公共场所？为什么没有民事赔偿？

一位单亲妈妈，将自己女儿的难以启齿的遭遇公之于众，以求女儿得到帮助，这坚决的三问无疑藏着深深的心酸与无奈。我们期待“小草莓”的身心能得到痊愈，正义得到伸张。但面对性质恶劣的性侵女童案件，帮助与保护不能止于个案，对相关问题的追问也不能止于这“三问”。

就本案一审判决而言，田女士认为猥亵罪量刑过轻，其坚持自己女儿遭到了强奸。关于这一点，有法律界人士以临界点的概念做出专业解读——如果事实真如“小草莓”所述，应该定为强奸罪。对于一个被性侵长达一年之久的小女孩来说，她所受到的伤害，极有可能成为伴随一生的阴影，是“强奸”还是“猥亵”，对她身心造成的伤害难道能量化出一个高下吗？

如果二审依然没有认定被告人王延枝存在强奸行为，或者没有认定幼儿园属于“公共场所”，我们显然不能因此就认为“小草莓”比那些遭到强奸的幼女受到的伤害要轻。然而，对于被告人来说，猥亵的“好处”却显而易见——根据一审判决，王延枝最高处５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强奸罪最高可以被判处死刑。

所以，不管是强奸还是猥亵，对幼女造成的伤害往往是难以估量和比较的，但是作案人需付出的代价却异常悬殊。由此，我们要追问：无论是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还是从震慑犯罪的角度，相关的法律法规在伤害的认定、量刑等细节上，是否有改进的空间？毕竟同样的伤害，必然要适配同样的代价。

回到本案，梳理诉讼的过程，也能发现一些明显的疑点。有媒体披露，田女士称办案警察一共换了三批人，“发现新证据，总找不到人反映，警方也没有就关于强奸的问题展开侦查”。

有法律界人士也发现，田女士母女因为没钱而申请法律援助，其被指定的代理律师，与被告方之一的新华区教体局代理律师属同一家律师所，甚至到了二审阶段还如此，“这明显不妥。”

可以说，侦查的过程就存在疏忽，而诉讼过程存在违法违规却没有被制止，这些细节明显都对被告人有利。联想起该幼儿园作为无证幼儿园依然能营业，人们有理由追问：园长夫妇是不是确实有什么“能量”，找到了“保护伞”在暗中袒护？这样充满疑点的过程，事关司法公正，需要相关部门跟进和彻查，并及时回应网民的疑问与关切。

除此之外，本案还有一处细节非常值得社会重视，就是早在“小草莓”刚入园不久，就发生了性侵行为。然而，当事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的严重性。这不禁让人想起其他一些性侵幼女案中，都是相关当事人羞于启齿，没有及时报警，反而遭到了更大的伤害。

有鉴于此，有必要从法律的层面让事先震慑与事后惩罚同样重要，提高作案者的犯罪成本，无论是否在“公共场合”。同时，也应该通过宣传增强孩子和家长的维权意识，当受到类似性侵的伤害时，忍让只会换来更大的伤害，只有及时报警，才能把伤害停止在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