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妈广场舞”现象的背后

最近几年，在国内不少城市，老人们早晚跳广场舞是常见的事。但近一段时间，媒体却频频曝出因为广场舞影响了居民正常生活的消息，有居民以各种手段予以抵制，个别地方甚至发展到对抗。而媒体在报道这样的事件时，也有意无意贬讽广场舞是“中国大妈”们与社会进步不相协调的一种行为。

其实，关于人们在公园或广场跳集体舞这样的事，国外并不鲜见，我和朋友在不少国家都遇见过。当然，更常见的还有其他年龄层次的人群组织的各类集体活动，有的更疯狂，场面类似北京迷笛音乐节。反感这一现象的媒体和人士认为，这类集体活动侵犯了私人空间，影响了私人权利，因而必须限制。但在社会经济学家眼中，人们越来越青睐集体活动，恰是因为公共空间与集体生活受挤压以后的反弹。

回顾中世纪以来人类市场交易史，社会经济学家发现，交易特征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人与人之间直接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少，共享生活的空间也越来越少。

早期最流行的方式是集市交易。无论是地中海地区还是古代中国，人们都习惯于到集市上进行面对面交易。“赶集”及长期形成的专业化集市，不仅为人们提供了经济上的方便，还为人们提供了集体活动与情感交流的场所。从十九世纪中后期开始，大宗交易之外，过去作为日用品交易重要场所的集市，逐渐演变为遍布城市的商店。其中，街道上规模较大的综合商店，为满足容纳较多顾客需要，店前一般有广场，商店与广场在购物之外，就成为人们进行社会交流的场所。而社区内部的小商店，除了为人们提供生活必需品之外，也同时成为社区共享公共空间。拥有社区商店的地方，人们之间关系融洽，心理或精神性疾病发生率低，犯罪率也低。

但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美国等发达国家推行超级购物中心，以沃尔玛、家乐福等为代表的仓储式特大型超市很快在全球范围内迅速铺开。沃尔玛每到一地，除了少数专业化商店之外，至少会使五公里范围内的街道综合商店与社区商店关门倒闭。其结果，不仅是以其垄断地位挤压了其他零售商的生存空间，同时还消灭了街道与社区大多数公共空间，因而也几乎消灭了街道与社区内的集体生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有着相互交流渴望及对集体生活向往本能的人们，尤其是已经从社会退却到家庭、更缺乏共享生活的退休老人，就被挤到了城市中剩下的越来越少的公共空间：行政性广场或街心花园。而且，因为他们来自于更广范围，缺乏熟稔感，所以，跳健身操或类似较简单直接而非深入内心交流的集体活动，就成为他们的首选。这就是“大妈”们热衷广场舞的由来！所以，正是市场交易方式变化对人们对集体交往需求的压抑，导致了这一现象。

既然是常见现象，为何中国大妈们的广场舞更不受人待见？这里要加上中国特色。在中国城市，特大型超市扩张也在挤压公共空间。而同时挤压公共空间的，还有私人房地产的扩张。在国外，公共空间离私人住宅都有一定距离，而在中国，开发商为了最大密度使用土地，私人住宅与公共空间之间几乎没有任何隔离。所以，不是大妈们的广场舞影响了私人空间，而恰是私人空间的扩张在侵蚀老人们的公共空间。这里有一个类比：在非洲不少地区，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了原本生活在森林里的大象侵犯人类的现象。其原因并不在大象身上，而是因为人类活动压缩了大象领地。

当下，网上购物作为一种更新的市场交易方式在迅速扩张。与网下交易不同的是，商家只需要有仓储场所，而不需要有交易场所；交易双方是通过电脑进行键对键交易，而不需要面对面。社会经济学家担心，总有一天，沃尔玛可能不敌电子商务，而社会有可能更因此走向碎片化，人们进行集体活动与情感交流的需求将更受压制。这一问题如不解决，越来越孤独的人们，一旦有机会在一起，有可能其集体活动更具疯狂性和破坏性。

正因此，我们不仅要对“大妈广场舞”予以更多理解和同情，同时更需要做的是，政府必须适应交易方式的变化，主动设计或建造更多公共空间，满足人们集体交往的需要。当然，这些公共空间要适度离开私人住宅区。

卢周来（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