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低端产业是大城市发展的内在要求

我国已明确了以新型城镇化克服“大城市病”的城市发展思路，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科学制定和完善大城市发展规划，提升大城市的功能定位和发展层次，对那些吸引大量人员就业、加重城市负荷、妨碍城市格局优化的低端产业，采取限制或禁入措施。

即日起至明年9月，北京将展开对城乡接合部小歌厅、小餐饮、小网吧、小洗浴、小旅馆、小市场等“六小场所”和小化工、小木器、小服装、小加工、小作坊等“五小企业”的专项整治行动。北京市安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六小场所”和“五小企业”代表的低端产业将逐步退出北京城乡接合地区。

低端产业逐步退出城乡接合部，是北京市限制低端产业工作计划的一部分。北京市副市长陈刚介绍，北京现在每年新增六七十万人，一些低端的第三产业、制造业等吸引了大量人员就业，使城市不堪重负。北京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透露，北京正在系统梳理中心城区服务首都、服务全国以及服务市民的城市功能，明确功能疏解和优化的内容，将一些不符合中心城区功能的低端产业逐步向外疏解，目前中心城区部分小商品市场整治和外迁已经启动。

北京作为首都和特大城市，目前的城市规模、人口数量和环境资源都属“超载”状态，交通拥堵、大气污染等对市民生产生活和城市运行造成很大影响。北京面临的这些问题，在上海、广州、天津等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也同样存在，限制低端产业也成为其他一些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政策选择。限制小餐饮、小作坊、小废品收购、小商品批发等低端产业发展，首先是为了控制城市人口过快增长，缓解人口环境资源和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但低端产业大多直接涉及城市普通居民特别是进城务工农民的就业问题，限制低端产业在大城市的发展，也意味着限制大量普通居民和农民工在大城市谋生，因此这项工作很容易招致误解和质疑。

大量事实证明，当城市发展和扩张超过一定规模，住房、交通、生态环境等问题就会越来越难以解决，并可能形成加速恶化的态势。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进程早于中国几十年上百年，他们建设和发展大城市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如伦敦、巴黎、纽约等国际化大城市，在规模人口达到700万—800万以后，就进入缓慢增长甚至停止增长阶段，为城市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优化管理运行留下足够空间。近年来，我国多个大城市虽然加快高速公路、轨道交通建设，并实行汽车限购限行，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大城市发展必须要有新的战略选择。

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两次会议明确了以新型城镇化克服“大城市病”的城市发展思路，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科学制定和完善大城市发展规划，提升大城市的功能定位和发展层次，发挥市场在城市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对那些吸引大量人员就业、加重城市负荷、妨碍城市格局优化的低端产业，采取限制或禁入措施，推动其转型升级以符合大城市产业发展需要，或倒逼其迁出转移至中等城市和中小城镇。

大城市对低端产业实行限制或禁入，不是对低端产业从业人员的偏见与歧视，而是优化大城市产业结构，改进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小城镇之间产业布局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大城市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样重要的是，在低端产业从大城市迁出转移的同时，需要将部分教育、医疗卫生、金融、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从大城市迁移出来，改变大城市公共资源高度集中，中等城市特别是中小城镇公共资源严重匮乏的失衡局面，以扩展中等城市和中小城镇吸引就业的空间，为容纳中低端产业人员就业创造更好的条件。

本报评论员 潘洪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