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脱离时代评判张艺谋超生事件

近日，无锡市滨湖区委宣传部官方微博就张艺谋超生事件发布最新消息称，张艺谋、陈婷违法生育的事实已查实，两人生育的三个子女均属非婚生育。滨湖区人口计生局相关负责人称，将根据法律规定的程序，开展告知权利并听取陈述和申辩、上级备案、作出决定、送达决定书、执行决定书等相关工作。（12月3日《新京报》）

这意味着，张艺谋超生事件在经过漫长的隐匿超生行为、僭越政策法律以及有关部门不作为的混乱阶段后，开始走上了接受处罚和纠偏匡正的轨道。该事件至此告一段落，但一些人在名人超生等问题上存在着诸多混乱认识。

一曰权利论。有人说生育权是个人权利，似乎张艺谋有超生的自由。二曰隐私论。有人说张艺谋的婚姻情况、生育情况概属名人隐私，不应该拿到公共舆论场中来讨论。三曰精英论。有人公开主张精英就应该多生多育，就差没有公开鼓噪名人应该多妻多妾了。四曰仇富论。有人公开责怪爆料人多事，存在不正常的仇富心理。

说到权利，张艺谋肯定有自己的权利。在全国大多数人都遵守计生国策相关规定的时候，张艺谋以及与他类似的名人、土豪却可以践踏国策大大方方地超生，与此同时，有关部门竟可以听之任之毫不设防，这不是什么精英权利，而是一种严重的社会不公。

评判一件事情合理不合理，不应该脱离当下的环境。什么是当下的环境？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的基本国情，我们正在遵守的政策法律。

张艺谋超生事件发生在独生子女政策的有效期内，张艺谋没有到国外去生育，我们不能脱离这样的政策环境来评判是非。显然，在计生这个基本国策面前，没有特殊公民。这也意味着张艺谋只有独生子女的生育权，张艺谋以及各类名人、富人没有超生的自由，没有违反计生国策的所谓隐私权，更谈不上成为被特殊授权的所谓权利精英了。

我们处在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型期，处在一个开放的时代，也意味着我们处于一个政策法律的调整期。名人也罢、非名人也罢，当前的政策法律的权威尤其需要恪守和维护，绝对不可以脱离当前历史阶段去论理行事。否则，一个社会将没有明确恒定的是非观，不论你主张什么，都摆脱不了混乱纠结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