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城管是谁”困境

顶层设计的缺失，让作为集合名词的“城管”，难逃整体的污名化

摊贩“诈尸”事件刚刚平息，武汉街头又现类似一幕。25日，因为占道被扣物品，一摊贩强拉住城管执法车，一些围观者“支招”：你就躺在地上，发微博！这名摊贩果真坐在地上称“城管打人了”。

这不算一起夺人眼球的新闻。然而，如果把这件“小事”与近期类似新闻放在一起，也能看出城管问题的另一面：四川南充，一名城管在处理占道经营时，被摊贩用秤砣砸昏；陕西西安，几名城管劝阻下河游泳者时，反而被拉下水几乎淹死。

应该说，无论是“暴力执法”，还是“暴力抗法”，在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语境中，都是小概率事件。离开了具体语境，无论站在哪一方，都难说公平公正。然而，很多这样的个案却指向相同的问题：城管为何会陷入如此处境？城管究竟是怎样一个群体？

看起来，城管是街头的执法人员，穿着制服、开着公车，能扣人货品，可开出罚单。但是，你真的知道他们是谁吗？为什么城市之中，他们会成为“什么都管”的“万金油”？为什么发生冲突，他们会成为“有罪推定”下的“嫌疑人”？为什么遭遇暴力时，他们自称“不能正当防卫”的“玻璃人”？为什么一旦出事，他们又往往会变身“断尾求生”的“临时工”？

有人以“下水道”比喻城管，偌大的城市，那些难以管理的问题，很多都落在他们身上。比如流动摊贩，就是典型的“针尖上的难题”，背后勾连着就业、分配、社保、户籍等等宏观管理问题，城管无力也无法解决。更何况，城管更多面对的，还是城市中的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种种社会矛盾、治理短板，都与城管交织在一起，这决定了他们模糊的身份定位，也决定了他们复杂的工作处境。

实际上，无论是深圳宝安区的“城管进社区”、西安莲湖区城管“标准化执法”，还是武汉力推的“城管革命”，都是希望在摆脱工作困境的同时，为自己正名。但顶层设计的缺失，却仍让作为集合名词的“城管”，难逃整体的污名化。

一方面，一部如《城市管理法》这样的“母法”，仍付之阙如，这让城管一直处于“借法执法”的尴尬境地。而即便执法权范围宽泛，很多权力也只是形同虚设，比如宠物随地便溺、渣土车违法装载等，有法也难以执行。另一方面，有人称城管“有娘没爹”——财政由地方政府承担，全国层面却没有统一指导部门，人员编制、待遇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在很多地方，有编制的正式城管队员“像熊猫一样宝贵”，一个正式队员带着好几个协管执法。这也是为什么“临时工”屡屡被推上风口浪尖的原因。“没有全国统一专门立法，没有统一的管理部门，没有统一的管理模式，没有统一的管理标准，没有统一的管理队伍”——如果不能厘清“城管是谁”的疑惑，恐怕难以走出尴尬。

回溯城管历史能发现，虽然现在备受诟病，但在其诞生的上世纪90年代末，城管制度是作为综合执法制度的创新举措出现的，有效破解了“几顶大盖帽管不住一顶破草帽”的局面。如今，面对日益高涨的权利意识和各种敏感的利益诉求，也必须与时俱进更新思维理念、变革体制机制。这或许正是城管问题背后深层次的“改革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