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款管理使用不能“道德绑架”

山东聊城15岁少年闫森去世后捐献器官救5人，其中一个肾脏移植给姐姐，另一个肾脏、一个肝脏挽救了两个人的生命，两个眼角膜使两名患者重获光明。学校为其贫困的家庭募捐31万元，在给了家属6万元后，学校却将剩下的25万余元转捐给了当地慈善总会。“不合情理”的转捐，伤透了闫家人的心。（7月15日《人民日报》）

不论从捐款者的意愿而言，还是从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来看，闫家自行决定管理使用公众的捐款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也就是说，闫家是这笔善款的所有者。然而，作为善款的保管者，学校未经闫家同意，就将余款转捐给了当地慈善总会，造成了所有者实际“无所有”。围绕捐款的管理使用和移交转交，类似情况在全国其他地方发生多起，有的还走上法庭打起官司，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里主要牵扯到两个问题，一是捐款的保管者在权利人接收之前，如何管理、使用和监管善款？二是权利人接收善款后，如何将这笔钱发挥出最大效用，使善款做到既帮助了受捐者，又真正对捐款人负责？依照目前现状，在前一个问题中，我们缺乏完整成熟的运作体系；在后一个问题里，我们缺乏合适有效的机制路径。

回过头看这起“转捐”事件，爱心人士对于闫森或者说闫家的捐赠，是希望给予闫家帮助。在闫家作为权利主体接收管理善款之前，按照有关法律和政策，学校作为捐款的保管者，对这笔捐赠负有监督管理的责任和义务。

一方面，要保证善款使用的合理。包括帮助渡过生活难关、给予闫家必要精神抚慰、支付闫森姐姐尿毒症后续治疗费用，等等。从报道的情况看，闫家生活依然困难，闫森姐姐也正在治疗，很显然捐赠人的意愿还未完成。另一方面，要保证善款使用的公开。学校要及时将善款的支付数额、用途、方式等向公众（至少是捐赠人）完整全面公开，接受广泛监督，实现捐赠人的良好初衷。

人们奉献爱心的目的是扶危济弱，国家鼓励公众捐赠的目的是激发公众的善良同情之心，鼓励在社会成员之间建立一种互助互爱的公共道德观念，并最终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再以这起“转捐”事件为例，在完成了捐赠人捐赠意愿之后，如果还有余款应当如何处置？笔者认为，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将善款全部移交给闫家由他们的处理，不能搞任何形式的“道德绑架”，包括学校向慈善机构“转捐”。

与此同时，在充分尊重闫家意愿的基础上，有关部门应一如既往地对善款的管理使用提供帮助和服务。比如，可以以余款为基础，继续发动爱心企业和人士捐赠，以闫森的名字设立爱心基金，使他的大爱精神发扬光大。为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还可以借鉴欧美等国家的经验，在闫家的实际管理控制下，由专门的社会机构来运作，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