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农民，不过仍然是“职业农民工”

2月15日《钱江晚报》报道：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巡视员关锐捷表示，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要解决职业农民的问题。这种职业农民，相对过去，不是是个农民就可以干活的，也要有资格的审查。比如像日本，职业农民首先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其次要有经营管理能力，最后还要懂科学技术。如果达到这些要求，在日本是要给补贴的。

日本有“职业农民”，当然更有农民，但日本的农村地区并没有见到农民闲人，而是任何一个农民均有活干。渔民也一样，一条渔船之上，有掌舵者，也有水手，还有专门下网捕鱼者，只要不是严重残疾，任何一个渔民都可以“干活”的。

美欧国家也一样，对待任何一个农民，不是把目光盯在此农民有没有文化水平，要不要给其办个《职业农民证》的问题上，而是盯在努力培养这个人成为文化农民科学技术农民这个着眼点上，否则就会出现一种通病之弊端，即《办职业农民证》，年审《农民职业证》，抬高《职业农民证》门槛以肥私的丑恶。

中国是农业国，又是农业大国，历史上国民的组成占绝大多数者是农民。封建社会开明时期以人丁分田，而不以文化水平管理能力懂科学技术为门槛分田。建国以后分田到户，也没有按小学初中高中文凭来分田，即便到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历史时期之内，也没有按照职业农民与非职业农民来承包责任田。如今却来一个“职业农民”的高门槛让广大农民来“跳龙门”，是不是根本没有顾及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事实？

现时的符合“职业农民”门槛者，基本上都进了城务了工，凡城市企业中有文凭门槛的技术工人，大多数由具备一定文化水平的农民工来承担，真正在农村坚持种田的文化农民并不多。设定一个如此高的“职业农民”门槛，是不是一种曲高和寡？

“家庭农场”最大的隐忧不是缺少“职业农民”技术农民的问题，而是“家庭农场”之外的非家庭农场农民如何得到国家的扶持？如果惠农政策往“家庭农场”倾斜，势必影响到扶贫款项扶贫政策的不均衡，即牺牲大多数非家庭农场农民利益，来“帮富”家庭农场的一切。政策不帮穷却“帮富”，这是不是一种扶贫理念的反其道？

同样，职业农民的最大问题就是，将着力点放在培养职业农民上，而不再顾及非职业农民。那么，农村土地使用效率不高，农业缺乏科学技术含量的问题不仍然无法得到解决吗？

“专业农场、家庭农场，更多的是考虑它有一定的经营规模，形成固定的、稳定的一个职业。”集约化运营的大型农场，前苏联有集体农庄，我国有国营农场，有人民公社。但正是因为公社化造成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降低才最终选择了“包产到户”。现在“家庭农场”是新生事物，看起来有光明前景，然而当这种“家庭农场”呈市场化动作并大量出现之后，不仍然会出现同样的僵化可能吗？

职业农民，不过仍然是“职业农民工”，其到底能给农民带来多少实惠？又为什么不去提高全体农民的科学技术水平、文化水平、经营管理能力，从而提高整个农业的效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