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慈善组织的监督也是一种公益

两年多来饱受争议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26日发布的“中国基金会透明指数2012排行榜”上获得满分，和另外16家基金会并列第一名。在门户网站和平面媒体上，这条消息与“红会公共募捐箱内纸币长毛”、“成龙慈善基金会回应‘洗钱’质疑称儿慈会表格粗糙”、“多个明星基金会遭质疑”等新闻一道，勾勒了当下慈善组织的复杂生态。

郭美美事件之前，公众对慈善组织并没有“盯”得这么紧，大概下意识觉得正义性的事业天然具有正当性的程序。一盆“红颜祸水”兜头而下，浇醒了社会大众，从此慈善组织的日子都不大好过了。红会的“劣质自行车”和“发霉善款”，儿慈会的“小数点”和“粗糙表格”，成龙基金会的“管理费”疑云……都是舆论密切关注慈善组织一举一动的佐证。

这种盯梢式的监督无疑是件好事。慈善展现的是社会良心，它一旦被操弄往往意味着社会底线的失守。特别是在矛盾纠结的转型期，慈善业在一定程度上能冲抵贫富分化和阶层对立带来的紧张感，将中国社会尖锐的棱角柔和化，并提升公众对于公平正义的预期。也正因为如此，如果连慈善组织都疑云丛生，更会成倍消耗社会的价值共识。

对于一个后发社会而言，中国很多组织制度、公共事务规则都是将西方“历时性”积累的成果“共时性”消化。规则能与世界同步，但却不是在社会发展中自发成熟的，现代慈善组织的运作就是例子之一。由于中产阶级未成型，最为脆弱的底层民众又在承担发展阵痛，中国社会当下很难形成一种普遍的道德自治，慈善的热情和动力自然不理想。对老百姓来说，慈善不是生活方式，捐款也不会列入家庭收支。而一个月前刚刚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也表明，六成企业都在“旁观”社会。正因如此，反向上更需要有高效透明、富于影响力的现代慈善组织进行提拉。这种反向提拉的情况见诸各个领域，也是现在中国发展的特点。

从慈善组织自身角度来说，也不必反感舆论的紧盯，根本上这是公众帮它们在眼前好处和长远利益间做取舍。红十字会近日成立了社会监督委员会，新闻显示，地方红会的监督委员也陆续上岗。26日，红十字基金会又拿到了透明指数排行榜的第一名，对比“63%的基金会合规性指标披露不合格”的大背景，其实应该感谢舆论倒逼改革。另外，红会近年来所遭遇的挫折和它的危机公关措施，以及其后续的透明化制度建设，都给尚在粗放式发展的慈善界提供了前车之鉴。对于前述那“63%”来说，哪是前路，哪是火坑，已经标注得清清楚楚。

未来，慈善组织如何找到商业化的分寸，准官方性质的基金会如何去行政化，政策上如何为公益性社会组织提供更多空间以便引入良性竞争，都是慈善事业发展的课题。另外，逾六成基金会让人“看不清”，却都可以通过民政部门的年检，监管滞后乏力可见一斑，也需政府检讨。在这些进程中，舆论的监督都是一个基础性动力。慈善组织应习惯于时刻被围观的状态，也应有更多公众密切关注慈善事业运行。对慈善组织一举一动的较真儿、警惕、监督，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公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