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生证”问题难解，计生委道歉何用?

北京媒体人高明勇前段时间发微博称“别再逼我，你再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言辞激烈之下，尽显办准生证过程中的种种艰难困苦。据称，高明勇从老婆刚怀孕便开始办准生证，一直到孩子在肚子里成长到七个月时才办下来，其中遭遇的刁难不一而足，最后由于微博影响扩大，才在妻子户籍所在地的政府部门协调下得以解决问题。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国家计生委知道此事后专门打来电话道歉，并说他的遭遇对计生委的工作也有帮助。

如果说曾经的调侃“生不起”是指生孩子所需花费的话，那么现在准生证的办理难则又为它增添了一个注解。本来是服务性质的证明，在重重关卡之下，成为了生育“许可证”，非历尽万难不可得，加诸在公民生育权利上的这道枷锁让数以万计的育龄人群不堪重负。

由于计划生育这个国策的特殊性，导致准生证的办理程序异于常态地复杂，而随着现代社会中人员流动性的加大，这种复杂所产生的时间、金钱等成本基本都得由个体承担，因此也就诞生了一个极大的矛盾：属于自然权利的生育与政策程序之间究竟应该何者优先?在权利与政策之间，程序的僵化与霸道显然逼退了自然权利，从而在让原本合理的生育遭遇困境的同时，也凸显了这项政策人性化的缺失。

国家计生委也深知准生证办理程序与社会发展已经产生了不适应的症状，因此在今年再次强调并开始执行“流动人口的生育服务证可以在居住地办理”的规定，但由于地方基层计生机构继续沿袭往日工作作风，痼疾难改，从而使这项规定只能停留在纸面上，无法落实到位。前段时间，记者在走访北京一些基层计生服务机构时便被告知“那只是新闻，在我们这儿，你就得等”。

既是公共服务的内容之一，为何前去办理者却屡遭刁难?这其中的行政行为顽疾如政策不统一、人员不作为等固然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但职权的滥用及相关部门在此间的利益维护及寻租也加剧了办证的困难。有人对办理结婚证和生育证过程进行了一个统计：盖章、签字40多个;接触单位十多个;接触工作人员60人，每一道程序的盖章若顺利的话则只需耗费时间成本，若不顺利的话，还得搭上给办事人员的若干“好处费”，而这，多少也是一些基层计生机构不愿执行简单快捷程序的原因。

跋涉在办理准生证道路上的人当然不止高明勇一个，在人口出生高峰期仍然没有回落的当下，还会有更多的人正在或将要体验这种痛苦与无奈。媒体人高明勇固然以自己的影响力获得了国家计生委的道歉，但那些正往返奔波办理准生证的一个个普通人，他们仍然得在办事员的脸色中苦苦等待那一本允许自己孩子来到这世界的证件。若问题难解，那么再诚恳的道歉也无法消除已成为社会难题的“办证焦虑”。